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危机中走来，中国选择将自己与一个既定的国际秩序绑定起来，而这样的一个绑定必将会影响境内机构的演化进程，决定社会和政治竞争的发展去向，但最重要的或许是决定国家以及公民的身份和地位。因此，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会在一个宏大的社会使命的背景下愈演愈烈，社会上的各种主张、利益角逐，以及政治影响力和代表权的争夺都将会以爱国主义、对国家的忠诚和共同的事业为语言旗帜找到出口。激进的变革也在进行，但是支持者们会将这些变化“在体制内部”或“以国家现代化的名义”进行约束。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应该意识到中国社会在20世纪末上演的这一幕与一个世纪前的那一幕是多么相似。毕竟，90年代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绝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当正统思想面对危机时的轰然垮塌，也不是中国第一次向西方寻求答案。事实上，中国的90年代在很多关键的方面都让人联想到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所面临的那段艰难困境。

从18世纪末一直到19世纪末，中国的封建统治接连经受了一系列的打击：饥荒、内部起义、不景气的财政、外国列强的侵略—尤其是对沿海发达城市的过度控制。但是清政府还是拘束在自我巩固的儒家正统里，固执地拒绝改变。这样的一个正统不仅仅代表了一个既定的社会秩序、一个盛行的权力结构，还代表了一套被广泛灌输的道德准则：稳定重于变化、节俭优于致富、重农抑商等。随着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就算是那些倾向于改革的高层官吏也仅仅想通过寻求新技术、新工具和新武器来获得解决途径，从而保证正统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不受冲击。19世纪80年代的管理精英们所作的努力跟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革社会主义时所作的努力不能说完全不同，因为那时的清政府面对的也是一个相对陈旧的政治体系，而且也决心要维持一直以来的政治信仰。事实上，他们致力于寻找那些只会重振而非抛弃儒家核心价值观的解决方案。

但是中国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大败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并不是败给了强大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而是败给了一个文化上隶属于“中央王国”的国家—日本，而且这还是一场包含真正领土损失的战败，原本属于中国的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清政府被迫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并撤出朝鲜半岛。

中国的政治精英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已经腐蚀了太久的政治体系这回再也无法被忽视和回避了。

就像一个世纪之后将要发生的那样，当时辩论的主题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焦点不再是寻找那些可以同时维护意识形态核心的实用主义解决途径，当务之急是增加财富、增强实力。那么创新机制从何而来呢？既不是来自天才思想家，也不是晦涩含糊的抽象概念，而是来自再真实不过的外来模型—西方。

当时伟大的翻译家如严复等人，都把目光转向各式各样的西方作品，作者诸如达尔文、斯宾塞、亚当·斯密、马克思、孟德斯鸠等。但是，正如本杰明·史华兹所说，尽管这些翻译家的涉猎范围非常广泛，但是都在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在智力层面上探寻西方那种令人敬畏和迷惑的实力所在，而这种探寻所延伸的领域如此之多—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恰恰说明了西方尤其是当时最为强大的英国，不仅仅被视做另一种形式的政权组织形式，更代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领域。19世纪末的英国在法律、市场、公民意识、强大的政府以及惊人的军事实力等方面都达到了中国无法企及的高度。再进一步来看，西方尤其是英国，似乎已经懂得如何解放人类智力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以及个人主义精神，并利用其为整个国家的进步和壮大贡献力量。因此，在那些熟读达尔文、斯宾塞和斯密作品的中国学者身上，我们可以重新找到为振兴民族而竞争和奋斗的潜力，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学者把个人的自由和奋斗与生命、财富以及国家和政府实力融合在一起。西方似乎已经找到了如何点燃人类自由和创造力的方式，并引导他们无所畏惧地投入到对整个宇宙所蕴藏的无限资源的探索中去。西方没有恐惧，而儒家的中国只有恐惧，害怕探索，害怕资源总是有限的，害怕民众的欲望一旦被解放后可能会产生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