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就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产业主义、企业主义、官僚主义、公司机构以及军事实力等相互连接构成的巨大机器—这一连串的对立物不知怎么就构成了一个丰富的社会和强大的国家，而中国的学者们正在思考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能够复制这一切？是什么让英国这些国家如此强大—法律、自由市场、公司、官僚机器，还是核心社会价值观？是它们中的一个方面，还是全部？

这个问题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困扰着中国，中国也在西方的影响之下作了一系列尝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民主主义等。20世纪下半叶，中国终于敲定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正统：社会主义。

我们不难理解西方人在试图理清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时的那种迷惑和混沌，因为在西方人的那种自由主义思维观里，类似于政府和市场、个人和社会、自由和服从等概念除了斗争还是斗争，但是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一旦遵从并参与到了他们国家对于现代性之探求的使命中去，这些二元对立都显得是那么模糊不清，国家对于地位和现代性的需求在很多时候就是公民自己的需求。当然，中国社会和其他任何一个社会一样，充满了各种相互斗争的利益集团，现有的社会秩序也不乏摩擦和紧张的气氛。但是与此同时，对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追求是一个共同的社会使命，一个集体的诉求，在这种诉求中，国家的转型与个人在地位和身份上的转型交融在了一起。最终，国家使命甚至是在那些质疑某项具体政策或社会趋势的人那里依然拥有广泛的社会正当性。因此，就算某些个人或团体想要挑战现有的社会秩序，他们也会使用法治社会、与国际接轨或其他让人联想到现代性的修辞作为行动指南。此外，他们这样做往往是出于真心和信任，而并非单单以政治为幌子，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由于自身的利益，但是他们在更广的社会层面上同样也在推动着对社会性的探求。而在天平的另一端，政府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政府对于繁荣的追求—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关注党和国家实力的同时，同样也关乎个人的生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国家和个人来说，无论是发展市场还是法治社会，都是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们一方面释放了个人潜力和自由，另一方面也强大了整个国家。

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中国苦难的来源不仅仅是国家危机，而且还包括了精神危机。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国家及其机构，而且还不能忽视公民个人的核心价值观和信仰。因此，中国面向国外寻求解决之道，难免会遇上一些比较激进的西方社会工程案例以及冒进的工业化等。

到了20世纪末，最糟糕的案例尝试已经过去，但是中国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了危机。人们对这次危机的认识和以前一样，不仅仅停留在机制层面上，还有社会价值观念。因此，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与国际接轨的努力在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对一方面问题的解决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另一方面的问题。政府和人民、法律和信仰、还有集体利益和个人自由可能会频繁地发生碰撞，但是它们也会以外人难以理解的方式交融在一起。因此这也难怪，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认为发展市场经济以及对旧的政府管制方式的摒弃是他们自己的事，而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却认为是完完全全的政府行为和明显的重商主义。由此可见，中西方的思维是多么不同。

但是，中国在21世纪初发生的一切也并不完全是在重复20世纪初的那段历史，事实上，它们之间的不同点可能会最终缩小中国和西方在理解上的差距。20世纪初，中国的改革主要还是停留在向国外借鉴的阶段：先选择，再引进，最后将其进行本土化的再创造。但是，21世纪的中国在借鉴过程中所处的大背景已经和过去有了明显的差别，这一点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也会着重阐述。更为重要的是，商品制造的基本组织形式—生产，其运作方式也与那时候有着非常大的差别，中国在20世纪末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参与到了全球化经济中去，尽管这个国家对自身的期望值很高，但是却无法成为一个自治的工业实体和一个独立的国家生产代表，能够以自身的工业成品与其他国家开展平等的贸易活动。与之相反，当今的全球化大生产是通过极为分散的劳动分工在无数的公司和国家展开的。中国自身的发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全球经济，因此即使是为了维持本国生产体系的运行，中国也必须遵守一些由国外方面制定的规则。可以说，不仅是中国加入了全球经济，全球经济也渗透进了中国。

因此，尽管中国现代化的国家使命还在，但是这个使命已经不再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了。首先，中国只能选择将国家的命运与一系列国际规则联系起来，而这些规则的制定、控制以及不定期的改变均掌握在西方强国手里。此外，中国还不得不将国内市场向许多新玩家开放，这些玩家包括国外的商业实体，它们的存在对国内工业的运行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这些玩家的需要和要求在很多情况下必须予以满足，否则将会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如果更进一步来看，这些玩家还会通过共同的利益关系影响中国公民，从而推动那些更符合自己需求的市场转型的步伐。在一个现代的中国，机制借鉴意味着国际化—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国际化从表面上看似乎仅仅关乎经济，但在实际上还是一个社会和政治命题。尽管中国政府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整合来维持原有的政治秩序，但是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秩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