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这些理论还必须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研究，但是经常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我们对市场调节收入的预期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对某些关键条件产生了误解。

的是，正当我们开始研究其中的某一个时，基本条件发生了改变：新技术出现了；生产组织模式也更新了；新的思考方式也流行开来了；还有新的发展观和发展策略也得到了推广。

当然可以理解的是，西方人在言谈中总是把那些难以调和的市场经济观点混为一谈。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贫穷国家应该选择自由化市场，这样就能通过输出低端产品来发展经济，也就是说，他们对边际效应递减的故事深信不疑。在政治领域，他们或许会时常抱怨身边越来越多的商品要依靠进口，于是对国外制造商发起反倾销调查，但是从学术层面来看，他们又认同只要一个发展中国家适时开放本国市场，公平竞争，就会有进入低端出口行业的一天，比如纺织品、玩具、鞋类和衣服。西方人在购买这些商品的同时，并没有切身感受到这样做所带来的威胁。当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这些国家开始进行出口纺织品生产时，他们并不会马上认为这些国家是崛起的力量，甚至不认

为它们会成为正儿八经的全球竞争者，这是为什么呢？许多西方人在某些方面已经向边际应递增的理论阵营倒戈，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低端、低科技的生产（贫穷国家）跟高端、高科技的生产（富裕国家）不是属于同一个类别的，他们已经形成的认识是进入低端生产就会带来边际效应递减，全球的资源也会自然而然地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因此如果你是一个贫穷国家，市场会引领你走向需要去的地方。但是与此同时，这些人也坚持认为高端生产代表了边际效应递增，没有几个人真正相信那些不具备高端科技的国家仅仅通过市场手段就可以自动升级并与发达工业生产实现完美结合，就算偶尔出现几个贫穷国家和地区成功向高科技生产转型的例子（比如过去几十年中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现在的中国大陆），他们也免不了指责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设置贸易壁垒、提供政府补贴或其他偏向性的措施等不公平的手段操纵市场。

暂且不论这类指责的功过（以及背后的政治因素），人们的确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能够参与到高端加工行业仅仅靠市场是不够的。无论是19世纪的铁路和钢铁，还是20世纪的汽车和半导体，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总有那么几个行业可以将那些最富有、最发达的社会与其他社会区别开来。这些行业的准入门槛高，而且需要大量的技术予以持续支持，因此自成一个阶层，历史上几个成功把握住这些行业的国家和地区—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中叶的日本、20世纪末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恰好成为玩转全球追赶游戏的主角，它们是少数几个真正经历过与发达地区收入差距缩小的国家和地区。它们成功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精英行列，把剩下的发展中国家远远甩在后头。

人们认为纺织行业相对简单，无论哪个国家都可以做，但是在相应的历史时期，没有几个国家能够生产火车头、炼钢、组装汽车或者设计半导体。市场可以自然而然地将一个国家引向制衣业，但似乎不能将之引向汽车制造、航空或生物科技行业。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高端电子、电脑、通信设备领域的迅速跃升会让西方如此不安，在T恤衫上看到“中国制造”四个字是一回事，但在最新的笔记本电脑或无线设备上看到这四个字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后者真正让人联想到“崛起的日本”或“崛起的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