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与国民银行体系美国内战引起了全国范围内银行体系的巨大变革，其影响甚至超过1812年战争。美国内战初期，北方政府资金主要来源于印制绿币（greenbacks）。绿币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在美国内战时北方政府发行的货币；二是泛指美联储发行的美元。很明显，文中所指的是前者。——译者注绿币的泛滥使得财政部和整个银行体系在1861年12月不得不暂停铸币兑付。于是，此后20年中，美国的货币体系再次变成持续贬值且不可兑换的法定信用货币制度。

美国整个国家的货币供应总量为7.45亿美元；到1863年，货币供应总量飙升至14.4亿美元，三年内增长了92.5%，年均增长30.8%。货币泛滥导致物价飞涨。商品批发价格指数从1860年的100220飙升到了内战结束时的211，涨幅达到110.9%，年均增长22.2%！

年下半年，联邦政府停止发行绿币，转向大量举债。内战期间美国政府赤字累计达26.1亿美元，其中在战争前半期发行的绿币融资规模仅 4.3 亿美元。

美国政府内战中欠下的巨额债务造就了一个显赫人物——“大亨”杰伊·库克（Jay Cooke）。库克出生于俄亥俄州，在18岁那年，他进入克拉克道奇公司（费城一家中等规模的投资银行）当了一名职员。短短几年时间，库克就成为这家公司的初级合伙人。1857年，他离开克拉克道奇公司，开始涉足运河和铁路推广等商业领域。如果一切如常，库克此生或将默默无闻。但机缘巧合，他和其兄亨利·库克（Henry Cooke）（俄亥俄州共和党最重要的报纸《俄亥俄州报》的编辑）都是美国参议员萨尔门·P.柴斯（Salmon P. Chase）的至交好友。柴斯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反奴隶制运动的领导者，在1860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竞争中输给了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为让柴斯当上财政部长，进而壮大自身实力，库克兄弟四处游说，奔走相告。最终，柴斯如愿以偿当上财政部长。

万事俱备，库克兄弟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牢牢抓住机会。杰伊·库克迅速成立了自己的投资银行——杰伊·库克公司。正如库克兄弟的父亲所记述的：“亨利的计划大功告成了，柴斯进入内阁，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也入选参议院，接下来就是和政府签约大赚一把的时侯了。” 参见Henrietta Larson, Jay Cooke, Private Banker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p. 103。

库克没有让大家失望。凭借其三寸不烂之舌，库克说服柴斯在1862年秋制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策：授权库克公司垄断政府债券承销。库克迅速投身到鼓动广大公民购买政府债券的工作中去。在此过程中，库克虽然完全是为了兜售债券，但却无意间创造了公共关系和公众宣传的艺术。正如爱德华·柯克兰（Edward Kirkland）Industry Comes of Age: Business Labor & Public Policy 1860—1897一书的作者。所言：〖＝1〗怀着乐观的态度，他（库克）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债券销售的大战当中。他招募了大约2 500名销售人员，其中包括银行家、保险工作者、社区管理者等，库克通过邮件和电报的形式与他们保持联系并鼓舞他们。深谙销售之道的库克以报纸、传单和海报的形式大肆宣传，他教会了美国人投资债券。上帝、命运、责任、勇气、爱国主义情怀等所有的这些字眼，都在召唤“农民、商人和资本家”去投资债券。参见Edward C. Kirkland, Industry Comes of Age: Business, Labor & Public Policy, 1860—1897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1), pp.20—21。〖＝2〗当然，他们要买的这些债券都是杰伊·库克公司承销的。

销路打开后，库克公司单日债券销售额很快增长到100万—200万美元。南北战争期间，库克公司认购和承销了大约20亿美元的债券。尽管其他银行家的激烈竞争使得库克公司在1864年失去了垄断地位，但一年后，他又重新夺回阵地，并且保持这一地位直到库克公司在1873年的恐慌中破产。

在内战及战后的共和党政府中，库克都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一点不足为奇。1865—1869年间的美国财政部长休·麦卡洛克（Hugh McCulloch）也是库克的密友（他在离任后222执掌库克在伦敦的分公司）。库克兄弟也与格兰特（Grant）将军有交情，因此他们在格兰特执政时期发挥了巨大影响力。

库克在获得政府债券承销的垄断权后，立即与财长柴斯和参议员谢尔曼共同推动了一项议案——国民银行制度法案，这一法案比绿币对美国货币制度的影响更为深远。国民银行体系摧毁了之前分散但相对还算成功的州立银行体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集权式、更具有扩张倾向的银行体系。它由华盛顿和一些华尔街银行共同维持，即便是在1879年绿币被淘汰、铸币兑付恢复之后，国民银行体系的影响依然存在，直到1913年它还在有效运转。这种准中央银行的货币体系也为美联储的成立铺平了道路。国民银行体系的“内在矛盾”迫使美国要么直接采用中央银行制度，要么完全取消集权式银行模式返回到分散的州立银行模式。考虑到州政府干预的内在动力，以及进入20世纪以来普遍流行的中央集权理念，美国将不可避免地作出不幸的选择。

打着战争需要的旗号，柴斯和谢尔曼促成了新银行体系的建立，他们设立国民银行购买巨额美国政府债券。类似于南北战争之前的自由银行制度，在新银行体系下，银行与联邦政府和政府债务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杰克逊式的独立财政体系实际上已被摈弃，财政资金又一次被存入由联邦政府特许的国民银行中，而这些银行也成为了新时代的“宠儿”。民主党势力事实上已从国会中消失，而共和党人则利用战争这个非同寻常的时机，实现了“辉格—共和党人”长期以来建立永久性集权银行体系的梦想，从而能够223在全美国境内统一扩张货币信用。谢尔曼承认国民银行体系的重要目标是消灭州政府的地方主义，最终实现美国政治的统一化。

新的国民银行体系与库克和柴斯的关系简单却关键。作为财政部长，柴斯需要一个能够保证内战期间大量政府债券顺利发行的市场。作为1862—1873年（其中1年除外）美国政府债券的垄断承销商，库克对如何使其债券发行更有保障、规模不断扩大有更直接的兴趣。让银行从杰伊·库克的公司购买政府债券，并将政府债券与银行的货币扩张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这种方法完美至极！

在库克兄弟的竭力推动下，1863年，国会艰难通过了《国民银行制度法案》。倡导硬通货的民主党，几乎全体反对该立法，而共和党以微弱的多数优势通过了该法案。谢尔曼在参议院发表了支持该法案的决定性演讲之后，亨利·库克（时任库克公司华盛顿办事处负责人）给其弟弟写信，兴奋之情溢于言表：〖＝1〗“杰伊，这将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我们的贡献无与伦比！银行法案曾经被众议院否决，而且当时没有一个参议员支持它，但就在几乎没有希望的时候，我敦促谢尔曼不要放弃，而我们则借助报纸大做文章。”引自Robert P. Sharkey, Money, Class and Party: An Economic Study of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1959), p. 245。〖＝2〗对库克兄弟来说，利用报纸做文章不仅仅是循循善诱。作为政府债券的垄断承销商，库克向报社支付巨额广告费用224，因此，兄弟俩很清楚报纸能够帮助他们大范围地宣传新的国民银行体系。能帮助他们的不仅是宣传文章，更重要的是全国大多数媒体热切的社论支持。于是，对媒体的笼络在这一刻发挥了作用，新闻业给予新国民银行体系以极大的舆论支持。正如库克自己所述：“6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充斥着对原银行体系的谴责，同时赞美国民银行体系将带来的巨大好处。”不知疲倦的库克兄弟每天都会在每一位国会议员桌上搁上来自其选区的当地报纸上发表的相关社论。参见Bray Hammond, Sovereignty and an Empty Purse: Banks and Politics in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28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