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铸币暂停兑付之前，几乎所有苏格兰的银行都挤满了要求兑付黄金的存款人和要求兑付白银的小额票据持有人。这些人被银行家们诬蔑为社会中“最低等和最无知的阶级”，他们趁火打劫，在银行体系不稳定和濒临破产的情况下要求兑付。在1764年，不仅银行家，甚至连来自爱丁堡和苏格兰的商人精英都在抱怨这些“低贱的人”，这些人从银行提取现金，然后再厚颜无耻地把这些现金转移到伦敦以从汇率中套利。Charles A. Malcolm, The Bank of Scotland, 1695—1945 (Edinburgh: R.&R. Clark, n.d.).特别有趣的是，274苏格兰的银行认为之所以暂停铸币兑付，是因为英格兰已经暂停铸币兑付长达24年之久。正如切克兰德总结的，苏格兰银行业遭到了“最严峻的威胁，因为苏格兰银行业精心培育起来的客户的信任以及对黄金需求的抑制正在迅速瓦解”。

问题的关键在于：苏格兰的银行进行铸币兑付的承诺只是名义上的。也就是说，储户和银行券持有者并不能自由地将这些对银行的债权兑付为铸币。苏格兰的银行之所以可以维持如此少的铸币准备（即非常高的扩张倾向），是因为它们根本不用铸币进行兑付。

切克兰德指出，早在正式暂停铸币兑付之前，“（向苏格兰银行）提出铸币支付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甚至被指责是不诚信的。”〖=1〗苏格兰银行体系一直都没有进行过全面的铸币兑付。没有人能够在任何一家苏格兰的银行中把大笔的银行券立即兑换为等量的黄金或者白银。如果真的有人这么干，必定会遭到来自银行的反驳，甚至是断然拒绝。银行至多会支付一些铸币或者是来自伦敦的票据。如果事情闹大了，这些客户以后就别想很容易地从银行获得信贷了。Checkland, Scottish Banking, pp. 184—85.〖=2〗18世纪50年代，一场银行战争在格拉斯哥的银行卡特尔和爱丁堡的银行之间爆发，前者习惯于用来自伦敦的票据而不是用铸币进行兑付。爱丁堡的银行扶持了一位格拉斯哥的私人银行家——阿奇博尔德·特罗特（Archibald Trotter），并给予他大量的格拉斯哥的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特罗特要求他所在城市的银行按照承诺将这些银行券兑付为铸币，而格拉斯哥的银行却一直拖延。275特罗特只好以“无理拖延”侵害了自身的权益为由提出赔偿诉讼。最后，经历了四年的庭审，特罗特赢得了胜利，但这只是名义上的胜利，法律并没有强制格拉斯哥的银行用铸币兑付完所有的债务。更不用指望法律会宣布这些银行破产，或者强制将银行的资产变现用以支付这些应该归还的债务。

年的苏格兰法律尽管规定对未兑付的银行券要采取立即强制执行的措施，但基本上仍是一纸空文。切克兰德总结说：“这一事实上违法的现实，尽管从来没有向公众提及，但却大大促进了苏格兰银行业的成功。”Checkland, Scottish Banking, p. 186.毫无疑问,这种状况造就了苏格兰银行的低破产率。

在1821年英国恢复了铸币兑付之后，苏格兰的银行仍然继续维持不可兑换这一并不高尚的传统。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弗兰克·W.费特（Frank W.Fetter）所言：〖=1〗即使在1821年恢复铸币兑付之后，也只有少得可怜的硬币在苏格兰流通；人们不应该要求银行以铸币兑付银行券，这一传统几乎与法律拥有同样的效力。一本匿名小册子（写于1826年）揭露了事实：“如果哪个来自南方的傻瓜（苏格兰—英格兰的南部交界处）有胆量向银行索要100镑金币，即使他能够承受得了银行柜台的重重盘问和核对，恐怕也会被满世界‘通缉’”。Frank W. Fetter,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onetary Orthodoxy,1797—187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22. 这份匿名的小册子名为A Letter to the Right Hon. George Canning(London, 1826), p. 45. 另外，还可以参阅 Charles W. Munn, The Scottish ProvincialBanking Companies, 1747—类似的情况也普遍存在于“自由银行时代”的美国。1817年“恢复铸币兑付”之后，恐吓则成为这些试图要求用银行券兑换铸币的人们所面对的命运。 1821年，费城的商人、经济学家和国会参议员康迪·拉格特（Condy Raguet）写信给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你在信中说你很难理解为什么人们在有权力要求银行以铸币兑付银行券的同时，却不常行使这项权力。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居住在银行受法律保护的国家的人来说是个谜，但是仔细想想，也是容易说得通的。这个国家的人，要么是银行的股东，要么是银行的债务人。股东不可能去损害银行的利益，而债务人又惧怕银行。这就是解开谜的关键。对于既非股东又非债务人的独立的人来说，如果他敢于向银行提出兑付的要求，那么他就成为了全社会的敌人。（引自默里·罗斯巴德，The Panic of 1819: Reactions and Polic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不幸的是，没有关于李嘉图答复的记录。

如果苏格兰银行准备金的重要来源或者偿还债务的基础不是黄金和白银，那会是什么呢？苏格兰的各家银行并不是“自力更生”的，它们依赖着来自英格兰银行的帮助和支持。正如切克兰德宣称的：“（苏格兰银行）流动性的主要和终极来源是伦敦，尤其是英格兰银行。”Checkland, Scottish Banking, p. 432. 另外，还可参阅 S.G. Checkland, “Adam Smith and the Bankers,” in A. Skinner and T. Wilson, eds., Essays on Adam Smith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1975), pp. 504—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苏格兰的银行体系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既不自由也不优越；怀特教授之前的结论是武断的，并不正确——这一观点最近已经为怀特教授所接受。

对自由银行制度理论的再反思《英国的自由银行制度》一书的大部分不是对苏格兰银行业的描述或分析，而是分析了著名的长达20年（直至1844年《皮尔法案》为止）的货币政策辩论中关于自由银行制度的争议。在自由银行制度与中央银行制度对比的讨论中，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著作是维拉·C.史密斯的杰作《中央银行制度原理》（The Rationale of Central Banking.）。维拉·C.史密斯（Vera C. Smith），The Rationale of Central Banking (London: P.S. King 8t Sons, 1936). 这本书是作者在伦敦经济学院由F.A.哈耶克（F.A.Hayek）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史密斯在书中用了哈耶克的注释。 参见佩德·罗施瓦茨（Pedro Schwartz）, “Central Bank Monopoly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 Century of Myopia in England,”由P.萨兰（P.Salin）编辑发表在Currency Competition and Monetary Unio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4), pp. 124—25。怀特虽然对于那个时代英国的不同流派有着某种程度上更加深入的分析，但是相比于史密斯，他对争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却明显不到位。史密斯意识到，通货学派的理论家支持硬通货，他们看到了银行信用膨胀的邪恶一面，于是试图消除它，使货币的供给背后有着商品的支持，如黄金或者白银。另一方面，银行学派的理论家是通货膨胀的支持者，他们赞成银行信用扩张以满足“交易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她认为，对以上两种学派来说，自由银行制度和中央银行制度是实现不同目标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因此，她用一个2×2的表格来进行划分，简单而准确：表格的一侧是“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另一侧是“自由银行制度”和“中央银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