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不应该用行政监管的方式来处理欺诈行为，而是用法律来禁止侵权和欺诈。这项政策结论与米塞斯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为了防止进一步信用扩张，我们需要做的是把银行业务置于商法和民法的框架之中，强制每一个个人和公司完全履行法律义务、遵守合同条款。” Mises, Human Action, p. 443。如果想更多地了解部分准备金制度等同于盗窃的观点，参见Rothbard, Mystery of Banking, pp. 91—在英国，还有一个重要的通货学派没有被史密斯提及，那就是著名的、推崇自由放任的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由于怀特教授不正确的分类方法，他对这个学派究竟该划入哪一类型陷入了迷茫。约翰·本杰明·史密斯（John Benjamin Smith）——曼彻斯特商会的会长——在1840年的报告中指出，1839年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源于英格兰银行的紧缩政策，而紧缩是“其之前过度货币扩张”的无情后果。约翰·本杰明·史密斯和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同年在议会作证时指出：“自由放任主义的支持者们希望不要再用相机抉择的方式来管理货币，相比于自由银行制度，他们现在更倾向于建立一个受严格规则限制的国有银行来控制货币的发行。”那么，史密斯，科布登和曼彻斯特主义者到底该划入哪一类别呢？他们是自由银行主义者么，如果是，那么在同一年中，他们怎么又会变成通货学派的倡导者，或者他们应该属于别的学派？但是，既然怀特将通货学派理论家定义为希望赋予英格兰银行全部权力的人，那么他们怎么会成为这样的人呢？怀特回避了这个问题，他干脆没有把史密斯和科布登列入通货学派、银行学派或自由银行学派的名单中。White, Free Banking, pp. 71, 75, 135. 另外还可参阅 Marion R. Daugherty, “The Currency\|Banking Controversy, Part I,”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9 (October 1942), p. 147。（第135页）尽管怀特将弗兰克·W.费特所著的《英国货币正统学说的发展》（Development of British Monetary Orthodoxy）列入了其著作的参考文献中，但是如果他真的仔细参阅了费特的著作，那么或许他能避免上述思想上的混淆。费特指出，史密斯在他的议会证词中明确地阐述了通货原则，他很关注商业银行以及英格兰银行的波动，直截了当地宣布了通货学派的目标：“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使它能够尽可能地趋近于金属货币流通时的状态，并且消除所有方案中的神秘因素，使其清晰、简单，易于所有人理解。”Fetter, Development, p. 176.史密斯提出的方案来自于李嘉图（Ricardo）的思想：创建一个百分之百准备金制度的国家银行。

曼彻斯特自由放任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在他的证词中坚持了同样的立场。科布登攻击英格兰银行以及通过央行或私人商业银行对通货进行相机管理的一切观点，他宣称：〖＝1〗我认为所有管理通货的想法都是谬论，甚至管理通货、控制通货的术语都是谬论，通货应该自我管理，它应该根据贸易和商业的需要来进行自我调节。我不认为英格兰银行或私人银行需要进行所谓的货币管理……我不会考虑任何形式的补救措施，不论这些措施是基于何种原则或标准，只要这些措施给了个人以相机管理货币的权力，我都不赞同。Fetter, Development, p. 176.〖＝2〗283总之，科布登、曼彻斯特主义者以及多数其他的通货学派的作家都怀有热切的愿望，希望将政府或银行对货币的操纵一并消除，让其仅依据黄金或白银的自由市场力量来运作。无论科布登提出的设立国家银行的解决方案是否可行，没有人能够否认其自由放任主义的观点，以及他希望运用这种观点来解决错综复杂的货币和银行制度问题的热情。

现在让我们回到怀特教授所推崇的自由银行学派，在划分这个学派的时候，怀特混淆了硬通货和软通货两个阵营。通货学派和自由银行学派都发源于1825年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与往常的危机没什么不同：在银行信用扩张带来繁荣后，危机紧随着出现了。不过，这次危机让人们意识到一点，那就是简单恢复金本位制（如1821年所实施的）是不够的，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消除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英国政府实施局部改革的一项举措就是1826年下令取消小面额（5英镑以下）银行券的流通 (此后，英格兰银行遵守这一法令超过一个世纪)，它至少确保了一般人可以用金银币完成大部分交易。即使苏格兰自由银行制度的主要辩护者亚当·斯密也拥护这样的措施；但是应该看到，鉴于怀特教授对苏格兰自由银行制度的赞赏，他认为苏格兰托利党人通过施加政治压力使苏格兰银行业免受了这项法令的影响。著名小说家瓦尔特·斯科特先生领导了托利党的竞选活动。作为苏格兰高级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布莱克伍德的《爱丁堡杂志》（Edinburgh Magazine），于1827—1828年刊登了两篇关于“地方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文章，文中谈到了两种避开对信用扩张的制约方法：取消金本位制，发展地方银行。杂志同样攻击了英格兰银行的过度限制行为（！），这种论述实际上认为英格兰是一个限制银行业信用扩张的机构，而事实上，英格兰银行才是信用扩张的源头。相反，作为James Mill激进哲学思想代言人的杂志Westminster Review讽刺苏格兰人是想发动“一场战争来保卫自己被抢劫的权力”。参见Fetter, Development, pp. 1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