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三部书合成的一部书，已如上述。但从它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看，将它分为《山经》和《海经》两个部分也是比较合适的。古时候人们大体就是这样区分的。

《山经》是《五藏山经》的简称，内容系记述中国名川大山的动植物，兼及鬼神，大都根据传闻和想象，其所记述的种种现已多不可考，由于篇末每有祠神用雄鸡、用玉、用糈等的话，又疑是巫神们所用的祈禳书。海内、外经和《荒经》以下五篇又简称《海经》，内容记述各种神怪变异和远国异人的状貌风俗，体制大抵同于《山经》而文字条贯似乎却没有《山经》的分明。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我想只能从《山海经》的图画与文字的关系这一点上寻求解释。

原来古时《山海经》都是有图画的，而且图画似乎还占着主要地位，所以又称《山海图》，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的诗里就有“流观《山海图》”这样的诗句，可以为证。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的图画与文字的关系又各有不同，应当分别加以考察。《山经》大概是先有了系统的文字记述，而后加以插图的；《海经》则相反，应该是先有图画而后有文字，文字不过用来作图画的说明的。最好的证明，是如今所见的海内、外经里，常有“一曰”字样：

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为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龟。（《海外东经》）

蜪犬如犬，青，食人从首始。穷奇状如虎，有翼，食人从首始；所食被发，在蜪犬北。一曰从足。（《海内北经》）

可见刘歆在校录此经时，已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本子，随着图像的不同而异其说明，故蛇为龟，从首或为从足。这还只是大同而小异。清初校释《山海经》的毕沅说：“海外、海内经之图当是禹鼎也。”推得过早。说是战国中期及汉初流行的图画大概可信，但已经就有如上所述的明显分歧了。毕沅又说：“《大荒经》已下五篇所说之图，当是汉时所传之图也。”这只消把“汉时”二字，改做“战国初年”四字，或者便没有什么问题，但和海内、外经比较起来，就足见二者所做的说明，内容相差很多。毕沅于其小同处恒注以“此似释海外某经某某也”、“此似释海内某经某某也”，我看那原意并不在释，尤其不会以较早的简单经文解释较后的繁复经文，这都是毕沅的臆说。它们之间的不同，只是因为先前流行的图画又和后来流行的有了较大差别，据图以为文，自然就成了两种不同的面貌了。《山经》部分却条理井然，没有这类的歧异处，可知是先有了文字而后才有图画的。

《海经》部分，保存中国古代神话资料最多，是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瑰宝，但因为是以图画为主而以文字为辅的，就不免常有散漫和疏略的缺点。先说散漫。除了“海外”各经较有条贯外，从“海内”各经以及《荒经》以下五篇中我们就可以看出：

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柸而东向立。一曰龟山。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有人曰大行伯，把戈。（《海内北经》）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大荒东南隅有山，名皮母地丘。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大荒东经》）

这些确实是据图为文的文字，每条都可以单独成立，中间并没有有机联系。最后一篇《海内经》，我们看它所经的地区，由东而西，由西而西南，而南，而北，次序也嫌凌乱无章。大概都是经过简策散乱以后造成的现象，而据图为文的文字则是很容易造成这种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