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说《五藏山经》五篇和《海外经》四篇。这九篇又是另一个系统的海内外经。先海内而后海外。著者的心目中，《五藏山经》就是海内经，将这一部分叙述完了，然后再“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者”……叙述到海外去，条理井然，丝毫不紊。著者的记叙是有计划、有安排的。例如黄帝和西王母两个著名的神人，在《西次三经》里记叙过了，在《海外西经》里就没有再记叙。甚至连昆仑山那样著名的一座大山，《西次三经》里有过了，《海外西经》里也就不再提了。明海内的景物绝非海外。《海外南经》虽有“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的记叙，但这是南方海外的另一昆仑，不是位居于西方海内的昆仑。毕沅注已指出：“此东海方丈山也。《尔雅》云：‘三成为昆仑丘。’是昆仑者，高山皆得名之。”此昆仑虽不一定是东海的方丈山，但毕沅引《尔雅》的话却是对的。这是《山经》与《海外经》原是一部著作的一证。其次，《海外经》后面，有“建平元年四月丙戌……”一行校进款识，《海内经》（不是《大荒经》后面的《海内经》）后面也有这么一行校进款识，而且是一字不差。这就使人感到奇怪：若说是每校完一部分便须有一行校进款识，为什么《五藏山经》的后面又没有呢？现在明白《山经》和《海外经》原是一部著作的两个部分，而《海内经》则是模拟《海外经》的汉初楚人的另一著作，刘歆把这两部书取来合为一书，故于一部书校完以后标一校进款识。《荒经》以下五篇是刘歆校书以后加进去的，因而没有这种款识。这也可以作为《山经》与《海外经》原是一书的一证。这一部分写作的年代，蒙先生推定为靠近梁惠王十年（公元前三六○年），那就是在战国中期，大致不错。从《山经》所载的产铁之山竟多达三十七处，再从所记的各种疾病的名目以及预防、疗治各种疾病的药物单方（好些是属于神话幻想类的怪鸟、怪兽、怪鱼）看，应是铁器比较普遍使用、医药卫生事业也比较发达的战国中期以后才可能有的现象。《海外经》记有不死民（《大荒经》已记有不死国），以“不死”为言，也应是战国时代仙话侵入神话范围造成的现象。

最后，说一说《海内经》四篇，这四篇的后面单独有一行刘歆等校进款识，说明其原先自为一书，已如上述。蒙先生因这一部分经文有“大楚”、“钜燕”等称谓，便遽定为是西周时代的作品，未免证据薄弱。其实这四篇写作时代最近，应在汉代初年。最有力的证据是，这四篇中，秦汉的地名如桂林、贲禺、雁门、倭、列阳等层见叠出，却不见于其他各经（只有《大荒经》后面的《海内经》“南方……九嶷山，舜之所葬”下，有“在长沙、零陵界中”一语，“长沙”、“零陵”是秦汉地名，但已经有人指出：这是后人释语羼入经文的，不能因此一语就把它的写作年代推迟数百年）。而《淮南子·地形篇》“宵明烛光在河洲”、“雷泽有神”都是引用此经的（尚有多处是引用《山海经》其他各篇的），说明此书成书是在汉初《淮南子》以前。至于“大楚”、“钜燕”等文，不过是作者根据其所见的文献资料，沿袭旧时的称谓罢了。

《山海经》这部书，总共虽然只有三万一千多字，却是包罗万象。除神话传说外，还涉及地理、历史、宗教、民俗、历象、动物、植物、矿物、医药、人类学、民族学、地质学，甚至海洋学所探讨的问题，也能在《山海经》这部书里得到某些印证②，真可以说是一部奇书，一部古代人们生活日用的百科全书。日本伊藤清司教授曾经对它做过许多专题研究③，自然是很有益的，但也仅仅是开始。至于我们，则对此书各方面的研究都还远远不够，甚至连神话传说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中论《山海经》说：“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这个论断是很精确的。《山海经》确可以说是一部“古之巫书”，大概是古代楚国或楚地的巫师们传留下来的一部书。“巫以记神事”（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二编语），宜乎在这部书里保存了这么多可贵的神话传说材料。更可贵的是，这些神话传说材料，还接近原始状态，没有经过多少修改。这是因为原始神话从原始宗教的母胎里诞生出来，开始时还有相对的一致性，宗教也还没有成为纯粹迷信的缘故。战国时代的巫师，终究去古未远，所以保存了这些原始神话而未加大的改动。至于这部巫书为什么除神话传说外又包罗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那么多学问呢？这也并不奇怪，原来古代的巫师就是古代的知识分子——甚而可以说是“高级知识分子”，一切文化知识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并不是浅薄无知的。自然，当这一切文化知识通过巫师的手，用文字记录的形式将它们表现出来的时候，是不免要打上宗教的烙印，笼罩上神秘的气氛的。《山海经》的情况就是如此。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古代文化知识的宝库呈现给我们，让我们从各方面对它做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