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行字，出自一位天才女作家手下，像是有点屈辱的，且所赠非人，赠与的是这样一个浮花浪蕊式的荡子，确是要令那些对这场男女结合没有好感的人为之气闷胸塞。

其实，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张爱玲是天才，如果不算上她以前写着玩的东西，从其正式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来看，她几乎一出手就是一个成熟的天才作家，而且张爱玲所有作品中，也是最早时期的作品最为杰出。可写得出并不等于做得出，纸上的东西不就是自己实际经验过的，而未亲身经验过的，非要等自己有过实际体验才会成熟起来的。张爱玲的早年生活委实很简单，十六七岁前她还从未单独到店里去买过东西，她对人生俗事诸般常识常理的贫乏，真还不及一般市民家的女孩子。除了家庭，就是学校，她自少年时期入校住读，再到香港读大学，她最好的青春年华这一段，除了同学和节假期中见面来往的亲戚，人事交往上可以说是清纯如水。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7]

张爱玲公开如此声明，没有作为“文学者代表”去参加什么大会，这是可以相信的。他人从私生活、从她与胡兰成的关系上谩骂她为“文化汉奸”虽事出有因，却无多少道理，她自己也已经说明了。她没有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可其他相类似的公开场合是否涉足过呢？因而就在这样的场合结识了胡兰成？张爱玲不曾，比张爱玲更早活跃于战时上海的苏青是否可能呢？若果早已相识相知，胡兰成却不直说，肯定有他的理由。

不过，这里仍以胡兰成的记述为准。

从胡兰成记述来看，胡兰成当时并不认识苏青，而苏青是知道他的。胡兰成担任过《中华日报》总主笔和《国民新闻》报总主笔兼社长，也在一些杂志上写过若干文艺性文章，加上又在汪伪政府中任过宣传部次长和伪法制局长，算得上是汪伪时期的“闻人”。苏青不认识他，却特别将新编杂志寄来南京，想来不仅是因为他的官也因为他的文，寄杂志给他一则联络，二则也是约稿，不意此举竟成了胡兰成与张爱玲相知相识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