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曼·拉什迪（SalmanRushdie）在长篇小说《午夜的孩子》（1981）的第一部里写到了主人公撒利姆·撒奈伊的外公，这位蓄着红胡子的阿达姆·阿吉兹大夫有一双天空色的眼睛和一根“发疯的香蕉”般突起的鼻子。他通过“剪洞的床单”对腹痛的地主女儿娜芯进行了一番检查，从此揭开了家族罗曼史的序幕。故事的叙述者撒利姆仿佛拎着一只塞满了历史记忆的沉甸甸的马口铁行李箱，却能够举重若轻地以红药水、吃槟榔和射痰盂的游戏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以及制造的流血事件做了讽喻式的扫视。20世纪60年代在剑桥大学攻读历史的拉什迪（1947—）从他所热爱的那一时期问世的文学经典《铁皮鼓》（1959）和《百年孤独》（1967）里分别找到了讲故事的方法和口吻，这样的句式我们大概不会陌生：许多年后，当他体内那个洞被仇恨填满，而他在山上寺庙那尊黑石神祗的祭坛上牺牲自己时，他会试图追忆孩提乐园里的春天，在旅行与土堆与军方坦克弄遭一切之间的事物旧貌。

为了更好地纪念那段动荡的历史岁月，拉什迪赋予了主人公撒利姆召集其他一千个“午夜的孩子”秘密相会的魔力，此后他又拥有了特异的嗅觉，就像君特·格拉斯笔下的侏儒奥斯卡咚咚的击鼓声和能够“唱碎玻璃”的嗓音。撒利姆本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英国移民和沿街卖艺的印度教歌女的私生子，因为接生护士有意调换了两个男婴的姓名标签，结果成了地位优越的穆斯林家庭的孩子，还受到了尼赫鲁总理的祝福。拉什迪在小说的开篇就推翻了传统的讲故事的方式：“从前从前……我生在孟买。不行。这可不成，不能避谈日期：1947年8月15日，我在纳利卡医生的私立医院出生。”值得一提的是，撒利姆正好是在印度宣告独立的纪念日的午夜零时“一筋斗栽进了人间”。

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赶上纪念日降临尘世。在另一位印度裔作家维·苏·奈保尔（V.S.Naipaul，1932—）的代表作《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AHouseforMrBiswas，1961）里，穆罕·毕司沃斯先生这个被命运苦苦折磨的父亲形象出生在一个贫穷而迷信的印度移民家庭，六个手指和胎位不正使得这个半夜“不吉利的时刻”出生的婴儿被外祖母所请来的梵学家占算为好色之徒、挥霍者和撒谎的人，毕司沃斯似乎受到了魔鬼的驱使，甚至连打喷嚏也会给人们带来不幸。

小说家总喜欢将笔下人物的出生日期与某些灾难或特殊时刻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三岛由纪夫（1925—1970）在他的《假面自白》（1949）的开篇就描写了“我”曾经目睹自己出世时的光景。“我”是在关东大地震后的第三年出生的，出世前十年，祖父受到一件贪污案的牵连辞掉了在殖民地担任的官职，“家境几乎是以哼歌的轻快速度衰落下去的。”三岛由纪夫刻意地交代了“我”的出生日期：1925年1月14日晚上九点。对于祖父为“我”命名的第七日晚上的情景写得更为具体，尤其是“我”当时的穿着：法兰绒贴身衬衫、淡黄色的绸内衣和碎白道花纹和服。难道这是仅仅为了营造捕捉往年的陈设和气味吗？或者是由于小说的自传性？作家的血液流动得比一般读者要慢，他们总想追溯生命的源头，并不在意我们真正想要从书里得到的是什么。

与《假面自白》里的“我”一样，1949年出生的村上春树也是一个“1月的孩子”，或许是觉得自己的生日（1月12日）还不够特别，这位热爱爵士乐、异国旅行和马拉松赛跑的日本作家在他的长篇小说《国境以南，太阳以西》（1992）的第一行文字就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纪念日：“我”生于1951年1月4日，即20世纪下半叶第一年第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除此以外，“我”还拥有另一个值得纪念的名字——“初”。

也有不少作家对于自己的姓名和家庭深感不满。威廉·福克纳（WilliamFaulkner）就把原来的姓名威廉·卡思伯特·福克纳的中间太过女人气的部分给省略掉了，大概是为了和父亲老福克纳划清界线，这位喜欢品尝威斯忌的美国作家在笔直站立的字母“l”之前又添加了一个小酒杯“u”。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一次答记者问时，福克纳开玩笑地谈到了他的出生和父母双亲：我于1826年由一个黑奴和一只鳄鱼所生——他们的名字都叫高兴的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