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老太太死于七十年代初，外祖父则活到了九十年代。他过了八十就糊涂了，一张嘴全是去了阴间的人，唤人家跟他喝酒，或是给他做饭。那一辈人中，跨过新世纪的只有外祖母，她是2009年中秋节的黎明过世的。

我回乡奔丧时，特意去寻老房子。没有想到，在乡间小路竟遇见了春生！他破衣烂衫，步履蹒跚，如果不是他的灰眼珠，我很难认出那就是春生！虽然不到六十，但他看上去像是八十的人了，满面皱纹，头发和胡子都白了，牙也快掉光了。我叫了声“春生”，问他还记得我吗。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番，跟小时候一样嘿嘿乐了，指着近处我家已经下沉的老房子说：“咋不记得，你是这家的，一小可淘气了！”我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春生告诉我，他大爷死了，他一个人过。我又问他娶没娶媳妇，他凄惶地看着我，说：“咋没找？娶了一个，跟我过了没几年，他妈的被人拐跑了。”我问他跑哪去了，春生摇着头说不知道，满面凄惶。

望着春生衰老的背影，我想起中秋节为外祖母守灵时，挂在天上的那轮圆月。那是多么圆满和光华的月亮呀。感觉那夜的月亮就是个炉子，而月华就是外祖母生起的灶火。是呀，外祖母选择月圆的日子升天，奔的就是月亮里那一炉好灶火吧。

我的耳畔仿佛又响起四十年前外祖母亲切地吆喝我的声音：“猫儿，你去给姥姥抱块柈子。”可惜我现在抱着柈子，也无法送到外祖母的怀抱了。再说了，月亮里烧的是桂树呀。

夏：祖父与飞鸟

我从漠河乡回到父母身边，是1973年的夏天，读二年级了。

我们家所在的山镇叫永安，只有小学和初中。如果上高中，就得去离家十多里地的塔河。塔河是个林业局，有几幢红砖的二层小楼，在我眼里那就是圣殿了。

我们小镇是清一色的糊着黄泥的板夹泥房子。这种房子举架低，窗户矮矮趴趴的，夏天时敞着窗，鸡和狗进屋子，往往不走门了，越窗而入。它们有时腿脚不利索，蹬翻了窗台上的花盆，那就遭殃了。母亲会捉住调皮的鸡，用剪子铰掉它翅膀和尾巴上的羽毛，让它飞不起来。对待狗，她动用的则是笤帚疙瘩，啪啪打狗头，让它长记性。狗当时是记住了，耷拉着尾巴蜷缩在墙角，呜呜哀叫，可是不出三天，它又撒欢跳窗了。其实被损伤的花盆都是泥盆，不金贵，栽植在其中的花儿，也都寻常，不过是玻璃翠、绣球、灯笼花之类。

我回到永安后，发现家里多了两个新成员，祖父和小叔，他们是从帽儿山来的。

祖父五十多岁，国字脸，剑眉，鼻梁挺直，眼睛黑亮，目光犀利，满头乌发，腰板溜直，声若洪钟，大踏步走路，一派硬朗之气。小叔十七八岁，圆头圆脑，整日舞枪弄棒，打遍邻里。他们住在生产队前面的草房，有两片大菜园。

祖父衣着洁净，爱吐痰和皱眉，好像总是气不顺。因为父亲在哈尔滨擅自报名参加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断了祖父的城市梦，所以他对父亲有一股说不出的恨！据说我没回来时，祖父有回扛着斧子雄赳赳地来到我家门口，吆喝着：“老大，你给我出来！”要把父亲给劈了。

父亲是长子，叫“迟泽凤”。他有两个弟弟，二叔“迟泽鸣”，小叔“迟泽岐”。祖父祖母想再添个男孩，圆了“凤鸣岐山”的美梦，可惜小叔三岁时，祖母去世了。“迟泽山”没指望了，祖父便把小叔“泽岐”的名字改成“泽福”，只留下“凤鸣”。祖母去世时，还不到四十。她的死与日本鬼子有关。祖父家在帽儿山的时候，有天祖母坐在院子洗衣，日本飞机突袭，一颗炸弹在附近落下，爆炸声吓破了她的胆儿，从此一病不起，没多少日子，丢下还在吃奶的小叔走了。所以祖父一提起日本人，目中喷火，咬牙切齿，说是中国跟哪国友好都可以，就是不能跟小日本！他见我扛着红缨枪上学，最爱说的是：“杀鬼子！”红缨枪的枪头是木头的，为了使它看上去像金属的，刷了一层银粉。这样的枪头，连稻草人都扎不透，别说是血肉之躯了。

永安的房子不像漠河乡，没有独门独院的。一幢房子，少则两家，多则四家。我家住的那幢房子，就有四户人家。一般来说，把两头的人家，屋子和菜园都大，而中间的住户就窄巴了。虽然父亲做校长，但我们家住在中间，只有两间屋子，一个小灶房。弟弟和父母住大屋，我和姐姐住巴掌大的小屋，差不多是进屋就上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