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守墓家族的背影

——纪念一部绵延三百年的遗训和一个濒临失传的词

 王开岭

一个苍凉的词：忠义

如果有问：你目睹过“忠义”吗，货真价实、恒久不渝的忠义？你可能犹疑：难道它是罕见的？它有被逐出现实之虞吗？

是。无论“忠”或“义”，都越来越显苍凉，古意越来越浓。

在“忠”这点上，宗教信徒是最深沉的实践者，对上帝、佛祖、真主等神灵的忠诚和笃信，乃其最日常的精神操守。所以，谈论宗教情怀的“忠”并无意义，我们只有将目光投向世俗生活。在世俗领域，政治和权力堪称“忠”之最踊跃的招募者、最激烈的竞争者，比如君王、党魁、主义。这类“忠”，多栖息于意识形态的绑架之下或狂热的蒙昧之上，多是靠嗓子和口号、靠决心和宣誓、靠精神驯化和集体运动来进行，且伴以盛大的政治祭祀或仪式（上世纪的“忠字舞”，那种红海洋的高潮意境，那种跳大神般的手舞足蹈，将之演绎到极致）；这类“忠”，虚虚实实、亦真亦幻，要么犬儒使然、要么迷信所致。个别者确实脱胎换骨、身心并殉，堪称无私废己；更多者则捕风捉影、掩耳盗铃，实为脸谱化的表情投入。即便对“国家”“民族”这样大体积的抽象物，“忠”也是有条件的，一旦须以性命和大额私利相抵，背叛起来并不难。所以，意识形态上的“表忠”“献忠”“效忠”，虽搞得声势威猛、震耳欲聋，但可疑性最大。这类“忠”的逻辑往往是：从一致的献媚到一致的唾弃。

如果说极权政治下的“忠”确属愚忠——弃之不惜的话，那其余情形呢？日常生活中，对婚姻、友谊、承诺、托付、信念、职守，当代人有多大底气信奉和实践“忠”？我们的精神行囊里还能检索出这个古老的字吗？

撇开儒家伦理，单从生命类型和精神美学上看，“忠”，象征着一种人格的超稳定状态和高钙特质，显示着一种执著、敦厚、倔强、不疑的秉性和契约意识。就像一株大树，透过茂盛枝叶，你会感受到它有一股垂直、饱满、沉实的定力，由此奠基了不动荡、不易撼的品格。人亦如此，凡忠诚者，无不在精神上底盘重、根须深，有着强烈的守护意识和稳固能力。

现代人的精神轮廓，越来越不像树，基本上呈颗粒或粉末状，日日夜夜处于失重、懈散和悬浮状态，随遇而安、随波逐流、随物赋形、随行就市……灵魂难以成型、成器。现代人的一大特点，即脑子活泛，没有边界、纪律和敬畏，难以和自我发生契约，变通、摇摆、伸缩、进退，无不优游自如，如橡皮筋。

“义”，更是个越来越像古董的字。随着乡土和江湖时代的结束，随着乡绅伦理、士子文化和侠客精神的消隐，它正渐渐退出世俗生活。按现代人的价值眼光，诸如“季布一诺”“屈平沉湘”“不食周粟”“赵氏托孤”“岳母刺字”“士为知己者死”“宁玉碎不瓦全”等古义，不仅在是非和理性上不严谨，还意味着道德上的鲁莽和霉陈，有迂腐、刻板、僵硬之嫌。

世上没有哪块土地像华夏这样盛产“忠义”。在古代，凡偶像，其精神底座上都刻着“忠义”二字。叔齐、伯夷、屈原、季布、聂政、荆轲、苏武、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水浒传》里的“忠义堂”，更把这一道德脸谱渲染到极致。尤其关羽，因义薄云天被推上道德圣殿的头把交椅，由之衍生的关帝崇拜，催生了中国乡土最大的世俗宗教，除了关公庙，他还是儒、释、道三家庙堂共邀的客座神。

“忠义”，乃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人生的关键词。

有次，和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朋友聊天，我半开玩笑地说：忠义精神，应进入国家“非遗”保护名录才是。朋友当真，急切问：那传承人呢？谁是它的标志性载体？总不能是全体国人吧？他问得很专业，按世界“非遗”确认章程，该项目除了珍贵和濒危，还要有当世传承人才行。我怔住，是啊，哪儿找这样一个活在当下且古意十足的人生标本呢？但很快，我眼前一亮：北京崇文区的佘家，袁崇焕的守墓人！

2004年夏，我参与指导的央视《社会记录》播出了4集纪录片《佘家故事》。这是个深深感动和震撼我的故事，一个家族和一座古墓默默厮守370年，只为一记祖训、一句承诺。这个家族的精神基因，即“忠义”。

在曲阜孔林，圣冢旁有处景点，叫“子贡庐墓处”。孔子死后，学生子贡守墓6年，后人立碑颂之。因子贡为孔墓所植皆楷树，世人便发明了“楷模”一词，表彰这位圣徒。佘家守墓已过370个春秋，墓主非圣人可比，历史亦不会予佘家如子贡那般的荣耀，但意义也就在这：这是一个朴素的百姓故事，这是一户淡定的市井人家，它孤独、安静、隐蔽，它习以为常地去做一件事，它把美德兑现为常识和习性，演绎成一种碌碌无为、朝朝暮暮的生活。

说真的，若为“忠义”申请“非遗”，这是我迄今所知唯一有资格的传承人了。当然，这足以令世人蒙羞，故可行性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