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被吃光的人

古英雄有两类：一乃造反的绿林，以叛逆之志收拾天下，可谓枭雄；一乃栋梁之士，挽危局于欲坠，忠烈是也。比较两厢，枭雄为“攻”，忠烈为“守”；前者的生命姿态若野马之奔、决堤之涌，呈狂飙恣肆状；后者则忧愤郁闷，所吟乃悲竹之声，所绘皆病梅之美。从大势上看，后者的悲剧早就注定了：“攻”为顺，“守”为逆，攻者所为乃践踏扫荡，摧枯拉朽；守者则笨拙的很，他做的是托举苦撑之事，力逊分毫，即覆顶殒命。

后者的险境在于，他脚踩的地面早已绵软松陷，无基实供其运气发力了。更要命的是：他孤立，独柱一根！既无依托，又无环绕，同僚早已暗暗做了白蚁，在梁木上蛀起了眼。接下来，他要承担为时代沉疴和积弊——替罪顶过的厄运。史上的忠烈，如岳飞、于谦等，都出自该行列。如果说前者多亡于刀剑、裹尸马背，那后者多死于心碎，窒息于沼池烂塘。

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祖籍广东，明万历进士，初任福建邵武知县，但他心系天下，有拯世之志。此时的大明，纪纲废弛，佞人当道，颓象毕露。而北方的后金，像一条粗犷而饥渴的巨蟒，在努尔哈赤的激情领舞下，血气高涨，飞沙走石，大有吞象之势。据史记，当时明将闻金胆战，摊上出征诏命，竟号啕恸哭，哀己不幸。1622年，13万明军覆没，崇焕主动请缨，以书生之躯担武将之职，镇守宁远孤城。1626年，努尔哈赤猛攻宁远，崇焕血书立誓，将老母妻儿迁至城中，奋战3日，以万卒破十倍之敌，努尔哈赤亦为炮火所伤——此役乃其平生唯一败仗，不久郁终。皇太极为报父仇，又率兵猛攻宁远，均被击溃。崇祯元年，崇焕被授兵部尚书兼右副督御史，督师蓟辽。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从内蒙古绕道，偷袭京城。崇焕星夜驰援，风雪行军3昼夜，于城南与敌激战，崇焕身先士卒，“两肋中箭如猬，赖有重甲不透”，皇太极知难，悻悻退兵，自此未再犯京师。

此时的袁崇焕，已成大明残局唯一有效的棋子。本来，这枚棋子若运筹得当，至少可让敌我在战略推手上多几个来回。可惜，史上那令人吃惊的一幕上演了：皇太极略施小计，一项“私下通敌”的暗网自天而降，缚住的不是别人，正是心无旁骛、一心抗金的袁崇焕。罪名轻易成立了，崇祯三年九月初七，崇焕被“寸磔”于西市。寸磔，即凌迟，即千刀万剐。“皮肉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方止。”（清·计六奇《明季北略》）

崇焕死了，死在崇祯上吊前的第14个年头上，死在他拼命维护的社稷手里。细究死因大概多余，谗言、构陷、昏帝、个人清高与过度自信……这些元素在忠烈生涯里皆可找到。“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钩”，原属咏志的清风之叹，竟与其后的命运有着惊人暗合。是历史之巧，还是精英的宿命？

死因不究，死状却耐人寻味。

除了看客的喝彩，那一片片血沫飞溅的皮肉，也被当场竞拍，嚼一口，啐于地，呸一声“汉奸”……爱国者即这样被另一群爱国者给分食了。应该说，这样的场面确让我们——“人民群众”的后嗣们尴尬，因为虽同为铮骨，但来自民间的待遇却不一样：于谦就义，百姓哭泣，冒杀身之祸去祭奠；岳飞赴死，街民流泪相送，诅咒奸佞；熊庭比下狱，市井流传歌颂他的抄本和绣像……无疑，这些精神答谢是对英灵最好的抚慰，如此的民心确给“人民”概念添了光彩，也隐隐旁证了那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崇焕的遭遇又如何解释呢？那份悲凉与绝望，恐怕只能以“深渊”来喻之了。没有响应、声援，没有体恤、同情，历史上的同类在临终前多少都会找到一点的精神依傍和温暖（那点温暖足以让一个死囚带着足够的尊严和对未来的信心，从容地告别这个世界），在他这儿，真是片鳞半爪也没有。除了袁崇焕，谁会冤得这般痛彻？谁被抛弃得这般赤裸？基于此，崇焕之死在史学上有“第一冤案”之称。

这一回，“人民”真的失察、失聪、失明了。

其实，此般历史悲情从未拂袖而去，几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殊力量能把这两类“人民”、两款“爱国”拉扯开。想想吧，在罪证如山、众口凿凿、只有一个信息源和舆论调门的前提下，你有何理由不跻身于那“正义”合唱？比如“反右”“文革”，比如“将某某永远开除出党”的大会上，有谁落后过？据史载，崇焕死后，“暴骨原野，乡人惧祸不敢问”，那颗死不瞑目的血颅，终日悬于杆上，忍受空荡荡的落寞和曝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