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充公的精神私产

不错，历史的主语是人民群众，但要说所有的精神资源都是从“人民”这个大蛋壳里孵化出来的，那也太夸张了。许多民间精神的主体，并非人群中的多数，而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极少的零星和异端。

今天的督师墓园，至少有三层文化涵义：袁崇焕的政治操守；佘义士的行为伦理；数百年的家族守墓。以上涵义已构成三份精神资源，既各自独立，又彼此注解、互为知音。而且，其主体皆个人和私家，与“人民群众”扯不上，和时代主流及世俗群像也格格不入。它们是以精神个案的身份被历史存档的。

三者同栖一檐，相依为命，共同塑造着一个大大的词：忠义。且一个比一个更递进，更有难度和挑战。尤其后者，那个绵延三百年的承诺故事，那场十七代人的誓言接力，更像个精神孤本（前者的孤独，只是时代的孤独，史上并不乏同类）。另外，在角色和功能上，后者还是前者的收养者和叙述者。

私以为，墓园至少应有三块碑：将军碑，义士碑，还有一块，我最看重的一块——守墓纪事碑。显然，当代官方是惯于“抓大放小”的，它对大人物、即第一块碑更器重。换言之，它对有形的古董更热心。

或许，它觉得家族守墓之行为意义不大，太陈腐，太务虚；或许，它觉得世上并无什么精神私产或文化自留地，一切美德和事迹皆属“人民”，应挂于“群众”名下，登记在“集体”功劳簿上；或许，它觉得由政府来收编民间遗存，才是文化的福音和正途，更符合现代逻辑和社会职能……

真是典型的“人民主权论”，不仅实物充公，精神也要充公。在我看来，它至少疏忽了几点：首先，那份精神从来即“非公”的，根本谈不上回收，所谓的收，只能是征收、没收。其次，能被充公只有物理的东西，精神可不是随随便便能被易主的，除非想让那精神死掉；再者，它忽略了那精神依然活着，尚未断气，却急于以“烈士”和“遗物”的名义草草入殓、掩埋了。

说得专业点，它眼里只有废墟和石头，只有物质文化遗产，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最实际的馆藏角度看，把佘家剥离，等于流失了一支活的进行时态的精神资源，等于把园里最有魅力的景致给剔除了。残剩的，只是两座僵硬的坟头，只是文化的历史段落和物质部分，其活性标本和当代章节没有了（三个故事变成了两个）。如此，这个生机勃勃的园子将成纯粹的遗址，将成“断脉”的风景，只有坟头，没有人生和炊烟。

这样的眼光和决策让人沮丧。它不懂得放养蝴蝶，只会订制标本——用来裱墙。

退一步讲，我宁愿看到佘家对精神领地的主动捐献或弃守（虽令人遗憾，但毕竟体现了主权和自由），而非公权理直气壮、毋庸置疑的收缴——这自信和傲慢吓我一跳。在“私”转“公”的整个过程中，我没看到充分的商榷和平等的谈判，面对佘幼芝的央求、无力和叹息，公家似乎在做一件完全可控、毫无悬念的事，仿佛在宣布一项组织决定。彼此的“高姿态”和“低姿态”都刺痛了我。

官家真是太热衷“公有制”和“国有化”了，太喜欢用“人民历史”“人民创造”“人民归属”来覆盖一切了。只要“人民”看上的东西，总要想法子弄来，重新注册和署名。经过这样的产权变更，人们往往最终发现，那东西缩水了很多，价值流失了很多，要么变质了，要么蒸发了，要么失窃了。

是的，“人民”也会贪污，也会被贪污。

没了体温和炊烟，生活馆变成了纪念馆。活的，成了死的。

纪念馆往往是“炫耀馆”，炫耀我们中间曾分娩过某类人物、某种精神。殊不知，那些人和精神，往往都是自己时代的反面，是人群中的另类、异端，不仅备受“民意”的排斥和奚落，甚至直接为其所害。

崇祯三年九月初七的刑场，“民意”是这样参与历史的——

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张岱《石匮书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