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痛苦与幸福

——对辛亥革命的一个解读

瞿　骏

《十月围城》散场在即，敌我双方奋力厮杀、几经缠斗，牺牲了数十条性命后，神秘的中山先生终现真容，告诉我们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此语的确切出处笔者至今尚未找到，盼有识者教我，但能归入中山名下应大致不差。如推演其内在逻辑，实是列宁革命论中“为求达到目的，不得不付出代价”的中国版本。因此这套逻辑适合于职业革命家的宣传与鼓动，如比照辛亥革命的历史实态，则颇有些不相凿枘。

在笔者看来，辛亥革命得益于“文明之幸福”处实在不少。如无线电报、火轮船、印刷机、蒸汽机车等技术发明，反清的民族主义如何四处传播，使阅报读刊的少年们心痛、震颤、血枯、泪竭，进而“日事制造利于革命之新闻”，让“清吏震惊，党人气盛”。如无清末的预备立宪、地方自治等政制改革，张謇、汤寿潜、谭延闿等本该是“国之柱石”的人物又怎有能力反戈一击，由“各省响应”之带头大哥再变为“民国元勋”。更不用说创建于新政之中的各省、府、州、县学堂培养出的新军、新学生。正是他们与不少毕业于速成科的留日洋学生直接构成了革命之血肉。难怪胡先回忆说：“辛亥革命之秋，尝见市上有一种极可笑之图画。以张文襄派遣学生出洋为有心颠覆清室张本。”

以上种种恰恰呼应了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一最发人深省之观点：革命如何从以往事物中自动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文明之幸福”正是辛亥的肇因，而非辛亥之结果。再看“文明之痛苦”，辛亥革命后，被称为“北洋军阀时期”的那十几年可能至今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仍是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黑暗时代（尽管近年来人们认识已有所变化）。从国体之争的“共和危机”到边陲思分的民族危机，再到凄苦无靠的民生危机，那个时代从某个侧面望去确如鲁迅所言的“铁屋”，觅不到一扇可以透气的窗。连孙中山都承认：“一般平民心理上，多谓革命党从前说的，革命后人民有多少之幸福，不革命有如何的危险，都是一种骗人的话。”可见经文明之痛苦，未必就有文明之幸福。要继续追问的是这些危机究竟从何而来，与辛亥有怎样的关联？至今仍根深蒂固的解释是：如果辛亥革命不软弱、不妥协、够彻底，似乎就能避免上述危机。这里且不说不彻底的革命是否就比横扫一切，打倒所有的革命更需要诟病，就连看似为定论的“不彻底”亦可重新讨论。

辛亥前十余年实已是一个变得太剧烈的年代。如为士绅产生画上休止符的废科举，不少论者皆以为其影响要比革命还大得多。丁文江在一九一二年给莫理循的信中则感叹：“见到我国的姑娘们用一双天足走在街上，登上有轨电车，坐在餐馆里吃饭……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深深懂得十年前——仅仅是十年前——那些可怕的清规戒律的人来说，纯属崭新的生活！”而《时报》上广为人引用的“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阳历兴，阴历灭……”等一系列“兴灭”现象也能看出清末变革与辛亥革命叠加所造成的从政治、文化乃至民间习俗的巨大变化，不过这些变化同时就是日后危机的根源，如军阀的兴起可上溯至北洋与各地新军；清末从洋务到新政的改革就已少见对“民生”的体恤；满人王朝覆灭，一套依据不同族群来区别治理的边疆控制技术亦随之消亡等等。

当然变化“彻底”的程度随地域和人群的不同而差异甚大，以袁世凯称帝事为例，顾颉刚就注意到当时“一般社会”以袁称帝为“英雄事业”，“太息其垂成而失”。据顾氏分析是因为在这些人脑中“世界进化观念没有一毫一乎的存在”。知识人有如此看法，于是就出现了总拿来作辛亥不彻底例证的阿Q与“柿油党”之类的故事。其实只要把眼光稍扩展至鲁迅亦未见的后续历史，就会发现通常被认为彻底的革命，阿Q们的痕迹也一样不少。如一九四九年六月，底层因抗捐而起的民变中会冒出“打倒蒋介石，活捉毛泽东”这样政治极不正确。却很难归因于“反革命分子”煽惑的口号。即使是真正的煽惑，其运用的资源虽不乏“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至”等新信息，但亦有相当多的“旧物”。一九五〇年美军仁川登陆的消息传开，江苏吴县城根就挖出了当年颇为辛亥推波助澜的烧饼歌诀以证新中国将“亡”。而在土改中对贫雇农最具吸引力的除土地外，还是“宁式床”的诱惑——地主的浮财、底财。可见，革命虽斗转星移，升斗小民仍是基本不太理会何为世界进化，何为真正的革命。对他们来说生活境遇是政治好坏的标准，怪力乱神则深深镶嵌在其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对他们的塑造对历次革命的发起者而言成了一项长远而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