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谓辛亥革命的软弱、妥协和不彻底中衍生出来的老生常谈问题还有很多，如它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有无将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等等。在这些问题背后隐含的是总要把辛亥作为一种革命殊象来讨论的执著。而这种执著从其形成过程看，来自于多方持续不断的努力塑造。从日本鼓吹“东亚之孟禄（Monroe）主义”到新文化运动建构其合法性，从国民党欲勾连民族革命至国民革命的谱系到共产党要证明“救中国”者舍我其谁，上述力量都将作为殊象的辛亥革命固定化并普及化，且也印证了曾如野火般燃烧过清末革命少年之心的社会不断进化、历史总有阶段等观念有多长远的生命力。其实二十世纪中国的三场革命从头至尾相距不过三十八年，唐德刚先生笔下湍急的历史三峡至今还未漂过，又何须亟亟乎将中国革命斩件上桌？“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虽经不起史实的推敲，却提醒我们以不同的历史视野来解读辛亥乃至整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而这一视野可将其称为现代转型。从此视野看，一九一一、一九二八、一九四九自然都代表着一个政权的终结和一个新政权的开始，随之自然有相当程度的历史断裂，但其延续性却一直是稍被忽视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延续性：

其一是由现代转型之痛苦所带来的延续性。西方现代的兴起从不少方面看真的是一个偶然，但当这个偶然一手借坚船利炮，一手借文明的理由而演变成所谓贫弱之中国必须要遵从的普遍规律，从个人到国家的痛苦也就变幻为真真切切的东西。从太平天国后的自强（洋务）运动始，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宋教仁等都曾各自承受着由近代变局所带来的剧痛，无痛苦不会思改革；无痛苦不会思变法；无痛苦不会思革命。正是在这些痛苦中，中国的现代转型启动了、延续着，革命的延续性也正包含其中。但只要攫取这段历史中的几个片断，或许会发现此种延续性的另一面。

一八五〇年代末，正踌躇满志，欲灭长毛的胡林翼在长江畔驰马，猛然看见两艘火轮船，逆流而上，飞快游弋，中国船舶难望其项背。胡变色不语，回营途中忽大口呕血，几乎坠马。此后每有人与胡谈洋务，他总摇手闭目，神情黯然，叹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起，湖南掘曾文正、左文襄墓；南京拆曾文正祠；上海李文忠铜像，白布缠头与左肩，颈下悬牌，曰“满洲奴隶”。《民立报》某书籍广告称章太炎为“近代民族主义伟人”，孙中山则只是“逸仙先生”。

一九二九年西湖博览会开幕，革命纪念馆展览大量中山遗物，目的是要让观者知道，“一部总理革命史，便是全部的中国革命史”。同时他们也会看见章太炎的“落伍者丑史”相伴其旁。

一九五〇年，凡“中正路”皆须改名，殃及宋教仁公园。出版物封套上画“黄花岗”即无人购买。

一九五一年，章太炎夫人谓：章氏与高尔基同年去世，而解放前上海即年年有人为高尔基开纪念会，而无人念及太炎者。即太炎门人，亦甚少提起……

如同上述人、事、物的命运一样，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呈现出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复杂面相，不过在这些面相背后，革命领袖试图为万千人造命，带领他们向一个宏伟目标前进的理路却基本无差，其吸引力因上通理想社会之实现，下连安身立命之需要而自不言而喻，尤其是对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意义重大。如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既是民国新定的国耻纪念日，也是革命青年柔石又一个身无分文的日子。他想吃一碗豆浆而不得，只能喝开水充饥，“一时心甚凄楚”，但“旋翻克翁（克鲁泡特金）之近世科学和安那其主义一读”，则“心颇得慰”。

可是这样的理路在具备吸引力的同时，也隐藏着相当的危险，尤其是当“为万千人造命”与中国近代急切、浮躁、激进的时代氛围相结合的那些时刻。辛亥革命就已是“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国民革命则演变成“谁要反对我革命的，谁就是反革命”，再过十几年，曾很革命的国民党也拖上了一个“反动派”的尾巴。在此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前人所谋的“幸福”非但对后人所谋的“幸福”毫无裨益，反而成了欲除之而后快的“痛苦”，往往当宏伟目标还是海市蜃楼时，已有的努力与建设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其二是现代幸福之异化带来的延续性。虽然二十世纪中国的不少努力与建设是无用功，但在步履蹒跚中，除了痛苦，她总也享受了些现代转型带来的福祉，不过这些福祉的异化又构成了中国革命的另一种延续性，比如洋务中常言的“长技”、“器物”，现在的“第一生产力”——现代技术。

在晚清士人的想象中，西来的铁路、电报之类能使“远者近之，疏者亲之，缩大地数万里，异种人无弗日近日亲，于是墨子兼爱之学乃可以行”。可事实上，现代技术并未使中国或泰西离“日亲”、“兼爱”更接近，反倒与战争、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而自辛亥起，前述种种加上摄影、照明、电影、广播等都成为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中国之大，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由重磅扩音器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声音再如何洪亮，能听见的也不过是广场数万之众。而在此范围之外的人想要迅速周知消息，就必须依靠更多的现代技术方能做到。有人就是在路上买了一份《大公报》，才知道“毛泽东当选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六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高岗，其余政务院委员和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都已选定了”。

不过以上例子仅仅说明现代技术对于革命中各类消息且巨、且深、且广的传递效用。其实它们还有更深刻的影响力，因为在革命的激荡年代里人性的恶之面不会少见，其造成的黑暗与血污往往不绝于书，沈从文即说：“（辛亥）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此外再读一读张勋屠南京后亲历者写的《金陵半月记》、反映“二次革命”乱象的《焦溪焚掠记》和茅盾那几本以国民革命为背景的小说也可略窥一二。虽然恶之面并不专属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上从来不少“坑杀”数十万降俘之事，也不少一场战争下来死亡人数惊人的例子，但能把动荡、离乱、邪恶、黑暗与血污转化为正义与邪恶之争，革命与反革命之战，甚至变为一种奇异的美学却可能是要新技术与革命相结合后方能产生的独特现象。一九一二年，有时人在中央公园看关于辛亥战事的影片就指出其“形容北军过甚”；而到一九四九年革命接近功成时，一苏州市民参加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纪念影片展览会后才发现：“往昔吾人身居解放区，如在瓮中，今见照片恍如梦醒。蒋帮战器非不坚锐，何以不堪一击，终如摧枯拉朽，失地折将哉？盖亦有其故也，照过去战役观之，此后全国解放意料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