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比如民众的塑造，这种延续性西方学者已从不同的课题隐约勾勒出几条线索，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就抓住“awakening china”这个关节点描述了从清末到国民革命时期各色人等被“唤醒”的进程。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则以“Policing Shanghai”为个案试图展示清末到一九四九年国家控制的延续性；此外，华志健（Jeffery Wassarstrom）关于“五四”的“公共空间剧本”说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中国革命的情感模式”研究也都与此有密切联系。简单来说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进程中，塑造民众一般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公共空间的政治化，辛亥时各种提灯、追悼、纪念、欢迎会就已占据了街头、会馆、开放私园等城市公共空间。任鸿隽即说当时革命烈士追悼会纷至沓来，几乎成了“长日办丧事”。不过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相比，“长日办丧事”亦是小巫见大巫。一九五一年春，仅北京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小群众性会议就开了二万九千多次，到会三百三十多万人次。河南临颍一县参加过各种控诉、公审大会的人数等于全县人口的两倍。有些人甚至参加过五次以上的会议！而在抗美援朝的动员中，“会”即有报告会、控诉会、片儿会、院会、晚会、联欢会等，宣传更是从书报、电影、戏剧、展览到广播、读报、唱歌、幻灯、橱窗等遍地开花。

路径是除旧布新的运动，像反对迷信、打压私塾、控制宗教等都是从清末开始，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未曾间断运动。这两条路径对如今为人所乐道的state-building或曰“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而言自然是极大的福音，但对个体的启蒙呢？却又是另一个过程。

传统王朝时代百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到了九死一生方会起“顺乎天应乎人”式的革命。辛亥革命之所以与以往改朝换代不同，从表面上看是打落了皇冠，而实质则因为其有“文字收功”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与启蒙曾经并不远。如果不狭隘地把辛亥革命仅仅视为一九一一年几个月内的鼎革事件，清末民初的“塑造共和国民”的进程实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启蒙的意义。当时的意识形态虽看似是革命压倒了改良，但实际上底色却基本是由梁启超等所浸染。《新民丛报》足可写一部关于“启蒙生意”的阅读消费史，《民报》却可能连材料都付之阙如。而因前述的将辛亥革命殊象化的问题，我们常常低估了其在这一方面的作用。

可是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清末民初的新思想虽具有“混成多元”的特点。但在后世更多凸现的仍是对富强的渴望、国家的优越性和集体之善的追求。因此向苏联取过经的国民党能战胜北洋军阀，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共产党又比国民党更占先机。曾深受梁启超影响的吕思勉在“三反”思想小结中就说：原先认为爱国爱民族与大同之义龃龉，但得马列主义“乃得平行而不悖”。此未必是他的由衷之言，却仍可看出些许一九四九年革命与先前启蒙间的联系。不过这种联系或许只见于吕思勉、顾颉刚、叶圣陶等少数从辛亥一路走来之人，解放区中“新人”们的知识系统在几经淘洗后已无关辛亥，亦不及“五四”，而是由“革命”“反革命”“美帝”“蒋匪”“地主”“富农”“旧中国”“新中国”等“党话语”来构成。像上海解放后不久，曾经的“五四”青年夏衍在宣传部和文化局的科级干部中搞过一次常识测验，结果令其瞠目结舌。连五四运动发生于哪一年这样的问题，答对的也寥寥无几，更无论其他，可见革命与启蒙之间的联系变成了怎样的明日黄花。对工农干部们而言“五四”是什么根本不重要，如何依靠组织，怎样发动群众，成功完成“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才是他们必须要懂得的“常识”。而这套“常识”的大规模拓展、操演一方面使上述话语真正深入人心，刻进脑海，做到了“一想到地主，就想到蒋帮，就想到日本赤佬，就想到美国赤佬”（见潘光旦、全慰天：《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另一方面也让原先只知道“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升斗小民在一次又一次的集体狂欢中获得无与伦比的翻身感与归属感。他们总能看见的是报头、张贴画和宣传品上那一行叫人无限神往的大字——“永远的幸福”。

（《读书》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