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怎样理解呢，因为他是恶人吗？恶人又是什么意思？世上有这种人吗？”索尔仁尼琴这样问道。

在索尔仁尼琴看来，在过去的文学中，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在莎士比亚、席勒和狄更斯的笔下，恶人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恶人，意识到自己的灵魂是黑的。他们知道作恶是不道德的，于是，在作恶的同时，为自己的罪孽忐忑不安，感受着良心上的煎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人物没有“思想体系”，或者说，还没有彻底丧失对正常道德规范的敬畏。而“黑铁时代”的人之所以能够问心无愧地做灭绝人性的事情，就是因为他有庞大的“思想体系”。这使他们免除了正常人会有的精神负担和道德痛苦，可以心安理得地作恶和犯罪：“思想体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辩解，使坏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坚强意志。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能够使他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国威名远扬，殖民主义者——是文明，纳粹分子——是人种，雅各宾和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和晚期的）——是后代的平等、博爱、幸福。”所以，“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线，有思想体系的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而最终的后果是：“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这些暴行是不能否认的，不能回避的，不能闭口不谈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敢坚持说恶人是没有的呢？这千百万人是谁消灭的呢？要是没有恶人，群岛就不会存在。”（《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70页）在特殊的社会环境里，个体的道德行为的状况，受到“思想体系”巨大的影响，很多时候，正是“思想体系”造就了许多的恶人，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数人的苦难。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体系”呢？它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力量？

索尔仁尼琴并没有具体地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他所谈论的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人人都明白，个个都知道。

然而，时间的流逝和人们的健忘症，会使真相变得模糊不清，会使常识变得令人费解。事实上，索尔仁尼琴言说的，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思想体系”。它有非凡的道德理想。它把解放所有人当做自己的奋斗目标，却又自相矛盾地把人分成不同的社会阶层，甚至把消灭一些阶层当做解放另一些阶层的前提条件。即使那些“有罪”的阶层被彻底消灭，“思想体系”仍然要进一步强化人们的对抗意识，要人们接受这样一个“绝对真理”：社会阶层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殊死较量是没有止息的。“斗争”将是一种永恒的现象，暴力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形形色色的人们被置入非敌即友的简单的关系模式里。怀疑、冷漠、仇恨和敌意成为普遍的情感态度。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也没有爱，就连那些天然的情感，例如亲情和爱情，都被严重地扭曲和异化了。互相伤害是普遍的事情。残暴成了一种社会习惯。而这种可怕的习惯，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它不断发展，最后发展成一种变态。我认为一个高尚的人也可以因习惯而变得愚昧无知和粗野无礼，甚至粗野到惨无人道的程度。血与权令人陶醉，使人变得冷酷无情，腐化堕落；到最后，就连最反常的现象也会为头脑和感情所接受，甚至感到十分惬意。人和公民被毁于暴君之手，到那时要想恢复人的尊严，要想忏悔，要想得到复生，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恣意妄为，甚至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有感染力的影响，因为这种权势是有诱惑力的。如果社会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那么，社会本身的基础也就会受到传染。”（《死屋手记》，第251页）后来的事情，被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幸言中。古拉格群岛以及“大清洗”证明了“残暴”的可怕，证明了“血与权”如何给俄罗斯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和不幸。

“黑铁时代”的苦难终于结束了，然而，正义却迟迟没有到来。遗忘和遮掩成为普遍的事情。人们受到这样的暗示和鼓励：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不必再提起了。沉默是最明智的选择。“我们有幸活到这样的时代，现在美德尽管没有取胜，但也不总是被狗咬着了。挨过揍的、身子虚弱的美德，现在被允许穿着自己的褴褛衣衫走近屋里，在角落里坐下，只是别吱声。”索尔仁尼琴接着以他特有的反讽语气说道：“然而谁也不敢提到邪恶。是啊，美德受过凌辱，但邪恶却没有存在过。是啊，有那么几百万人给干掉了，却没有应负罪责的人。”（《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71页）

然而，索尔仁尼琴拒绝沉默。他要找出那些“应付罪责的人”，要以自己的方式审判他们。他研究了德国对待纳粹罪犯的态度。战后的德国社会没有宽恕那些纳粹的“英雄”。在德国，截至一九六六年，已经判处了八万六千名纳粹罪犯，而前苏联在巨大的灾难过后，却只判处了不到三十人。由于严格的绝不饶恕的审判，在德国的法庭上时而出现“一种奇绝的现象”：“被告双手抱头，放弃辩护，不再向法庭提出任何要求。他说，在他面前重新展示出来的他犯下的桩桩罪行，使他感到厌恶，他不愿再活下去了。”索尔仁尼琴说：“这就是审判的最高成就：邪恶受到如此深重的谴责，连罪犯都避之不及了。”显然，审判邪恶的过程，就是摆脱邪恶的过程：“一个从法官席上八万六千次谴责了邪恶（在著作和青年人中间也进行了不留余地的谴责）的国家——便能够一年一年地、一步一步地摆脱邪恶。”（《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72页）

然而，在俄罗斯，人们却选择了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只抓了几个替罪羊，就万事大吉。成千上万的杀人犯和施虐狂依然若无其事地逍遥法外，有的甚至还享受着他根本不配享受的赞美和荣耀。索尔仁尼琴于是很悲哀地说道：“……将来我们的后代会把我们这几代人称作窝囊废的几代：我们先是乖乖地让人家成百万地毒打，然后我们又关切地照料杀人犯过一个平安的晚年。”（《古拉格群岛》，上册，第172页）

是啊，没有比这更屈辱的了：人们必须怀着感恩的心情，向伤害自己甚至剥夺了自己亲人生命的罪犯纳贡。罪大恶极的人依然安然无恙；他们不仅逍遥法外，而且还依然头顶各种名不副实的光环，依然从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那里攫取荣耀和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