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改变态度呢？有人对此疑惑，甚至据此对毛泽东的人格产生怀疑，其实这也太小看毛泽东了。

毛泽东态度的改变有许多原因，现在回过头来看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马寅初自己的出语欠妥。具体说来，马寅初1957年4月27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那场演讲，对毛泽东态度的改变事实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就在那次演讲中，马寅初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后，怀着忧虑的心情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这一段话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对此极其敏感，不久他召见了马寅初，并就此严肃地批评了马寅初，最后明确地说：“不要再说这句话了！”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对这话如此敏感呢？有人将此归因为毛泽东气度太小，因为马寅初这话明显与他《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的有关论断唱了反调。其实这样的归因仍然是太低估了毛泽东作为领袖的气度。实际上这背后的原因极其复杂，主要是来自于当时国际局势。

新中国的成立，不但是中国人民的一次伟大胜利，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伟大胜利，然而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和反共势力对此极不甘心，他们此时已不可能从军事上战胜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于是就转而从思想上不断抛出一些谬论。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国政府发言人艾奇逊即发表专文，散布说，中国由于人口过多，老百姓没有饭吃就必然起来造反的谬论。毛主席于是针对这一谬论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进行驳斥：“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么？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么？”一连串的质问之后，结论是“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然而又针对西方用人口理论的政治压力，毛主席化刚为柔地写道：“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这是毛泽东很著名的一篇文章，许多人便是以为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过这些话，便代表了他从根本上反对计划生育，这其实多少是个误会。类似这样的话，其实只是他写这篇文章时出于特定的批判的需要而表现出的一种语言机智而已，只是一种感性语言。相反，从理性上，毛泽东一直都十分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不但如上文所提，他早在1956年，甚至更早时候，在分析研究国情时就曾对中国的人口问题有过关注和重视了；到1957年10月，几乎在《人民日报》不点明批评马寅初的同时，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人口问题时，还明确提出要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1页）。这才是毛泽东对待人口问题真正的思想基础。也正是因为这一基础，当马寅初、邵力子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时，毛泽东并不反对，而且持支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