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肝义胆赤子情

父亲在桂林，除了军务还热心公益事业。他组织福建旅桂同乡会，通过白崇禧军训部长的关系，特去福建招募3000名闽人子弟入军校参加抗日。他创建黄花岗纪念学校，延聘福州名士林素园先生当校长教育闽籍子弟。父亲说：“闽人多志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一半是闽人。”

他还支持日本友人鹿地亘先生在桂林创办日本反战同盟桂林支部，指派部属林长墉上校（林则徐重孙，留日军官）具体协助。日俘自发自编的话剧在当时后方城市演出，曾轰动一时。在昆仑关战役中，鹿地亘组织日本反战小组在前线喊话，效果很好。鹿地亘后来不幸被日机轰炸阵亡。父亲为此写了长篇祭文，并分别在重庆、桂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关于桂林军务，父亲只有寥寥数语的自我描述：“桂南会战时余方病，力疾从事数夕不交睫，痛苦不可名状。长沙第三次会战计划，余亦参与其事，实负起草之全责。昆仑关之役，亦因余之指导而告大捷，杜光庭即以此一战成名。”

桂柳会战结束，桂林行营撤销，父亲调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家也从桂林迁到柳州。但我们兄妹仍留在桂林上学，寒暑假才回柳州。战区长官部设在原兵工厂旧址，四周环山，风景宜人。我们家就安在厂内山边一座平房内。父亲很敬业，室内挂满军用地图，作战计划都亲自草拟。每天清晨，他都骑着高头大马到郊外驰骋练武，为官兵作表率。回来后冲个澡，接着练书法。一天，对面山洞突发烟雾，我们兄妹放假和母亲都在家，当时也没在意。恰巧头一天我三叔（吴同文，字浩然）从甘肃来柳州，住家里，他说：“情况不对！在甘肃我也经历过，马上要出事，赶快躲一躲。”我们全家和三叔立即坐上车开到乐群社（离家约两公里的招待所）。车刚进门就听到一声巨响，军火库爆炸了，整个山被削去一半。当时父亲正和张发奎等开会，听到巨响，张发奎大叫说：“这一下你家全完了！”父亲泰然说道：“他们已经避开了！”我家门口一个卫兵被巨石击中头部不幸身亡，全家侥幸又躲过一劫。

我在德智念完高中一年，放暑假回到柳州家中。同班同学、挚友陈德建也随我到柳州玩。他一再动员我一块儿到延安去。我舍不得离开家，母亲溺爱我更不同意我去，但友情难却。当我正举棋不定时，林薰南伯母从韶关来，准备回贵州遵义（林伯母是医生，在南京时我患白喉经林伯母抢救得以生还。林伯伯是父亲日本陆大的同学，在韶关任战区参谋长）。林伯母在柳州住了一星期，一直向我和父母宣传贵州湄潭山清水秀，是小江南，是读书的好地方，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湄潭创办了浙大附中，聘请精英办学，是大后方最好的中学之一，让我莫失良机，好好在那儿读两年书，不要胡思乱想。我当时迫于无奈，听了她的话，到德智办了退学手续，父亲派副官送我到金城江（当时湘桂路西面只通到金城江）。之后，我独自一人坐上了木炭长途汽车，从金城江一步一步往上爬，经贵阳、遵义到湄潭，插班入浙大附中高中二年级。我终于离开了家，走上独立求学之路。三年间（其中一年因病休学），无论汉语、英文还是数理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夏，日寇大举犯湘，长驱入桂，西逃难民涌入柳州火车站。父亲为疏民困，擅自下令让柳州车站司令游飞（父亲保定同学），在军列中加挂车厢疏散难民。据何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农业部部长）回忆，当时他和广西农大一批大学生就是乘此加挂车厢逃离险境。父亲对桂柳战役曾作如下描述：“敌挟其八师团兵力，欲一举打通其南洋路线，我方兵力不足，请求增兵之电在二十以上，迄未邀准……兵力既成劣势，态势又复险恶，再感觉命令不能全盘调和，在此严重情况下，其不为所歼灭者几希！”父亲虽曾极力协助张发奎指挥，并曾亲临怀远前线拒敌前进，相持7日，虽歼敌不少，但回天无术，在六寨又惨遭盟军误炸，幸免于难。父亲记道：“余眷于柳州退出时，虽已先行，交通工具极度困难，饱受游离之苦，余生平珍贵之书籍，沿途中散失无遗，爱子复殇其一（幼弟吴竟成患肺炎，因缺医少药而逝，葬于贵阳西郊）。余抵筑后与家人凄然相对，忧劳感伤，竟罹大病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