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父亲辞去第四战区职务，到重庆任军政部主任参事。他卸下重担后，就有时间与诸多友好闲游山川，吟诗作赋。1946年1月，父亲同何遂、陈孝威冒雨登上重庆北碚缙云山，留诗画合璧于缙云寺汉藏教理院。诗曰：“旧境重寻叹独勤，任他春已尽三分；笋舆十里松阴路，细雨斜风上缙云！”父亲也曾带我们到重庆南温泉拜访日本知交鹿地亘先生一家，母亲和鹿地夫人也是好朋友，两家相聚整整玩了一天，那种轻松愉快、自由自在、有歌有舞的诚挚气氛和开怀畅饮的场面，在我年轻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50年父亲遇害后，我还在上海报纸上读到鹿地亘与日共领袖樵野的谈话，回忆抗战胜利后父亲访日与他谈心的情景，深为父亲的去世而哀悼（见《上海新闻日报》，1950年8月14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中国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举国上下无不欢声雷动。当人们正期待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之时，内战阴影已逐渐笼罩中华大地。我们全家陆续回到久别的南京，租居于湖北路翠琅村一号，与父亲的挚友胡雄（时任江宁要塞司令）为邻。国民政府国防部改组，父亲任史料局局长，负责修战史，拟脱离内战干系。父亲在其《自传》中曾自我检讨说：“会性忠厚，待人以诚，一生成败皆系于此。以能尽力为人助，故能得生死患难之交。以待人诚笃，故或见款于小人，颇受其累！”回到南京以后，家中依然亲朋不断，父亲在客厅边通廊围一小客房，甚是简陋，但路过南京的同乡同窗，宁可不住旅店，也要在我家小住几天。如王冷斋伯伯（“七·七事变”时的宛平县县长）、陈长捷伯伯（同里同窗、傅作义旧部，天津战役被俘，后特赦）、李黎洲伯伯（福州名士）、施秦祯伯伯（同乡同学，上海巨商）、吴仲禧伯伯（同乡同学），等等。仲禧伯伯因被诬告遭扣押，父亲愤而去找监察局局长讲理，并亲自派车接到家里住下。父亲不仅对友以诚，对晚辈也十分关爱。我的高中同学好友罗伯鹏，是个孤儿，毕业后无家可归，深得我父母的帮助，和我一道从贵州回到南京家中，和我同吃、同住、同游、同考大学，直到他北大物理系研究生毕业，当了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农学院贝时璋教授的助手陈柏林，也是我在湄潭浙大附中读书时的好友，被嫌疑为共产党，扣押于贵阳监狱。父亲不顾一切连电贵州省主席杨森，请求保释，方免于难。父亲自诩，此生救人危难之事不知凡几。

抗战胜利，内战爆发，接收官员巧取豪夺，贪污腐化泛滥成灾；滥发金圆券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父亲以爱国爱民赤子之心，极感焦虑，在家与挚友交谈，不断喟叹：“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他对蒋政权似已彻底绝望。李以劻（原国民党将领）在回忆文章中有如下片断表述——蒋介石通过亲信个别谈话调查下属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