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长江相比，15世纪早期的泰晤士河所经之处，是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不错，伦敦是英国与欧洲大陆展开贸易的重要中心，港口业务繁忙。伦敦最知名的市长理查德?惠廷顿是一位重要的布匹商人，他是靠英国不断增加的羊毛出口业务而发家致富的。英国首都的造船工业因为英国与法国不断爆发的战争带动了运输人力和物资的需要而得到推动。在沙德维尔和拉特克利夫，船只可以被拖上软泥泊位进行装配。此外可以肯定的是，伦敦塔比（禁止入内的）紫禁城更可怕。

但是，若有中国旅行者来此，所有这一切几乎都不会让他叹服。与紫禁城的层层厅堂相比，伦敦塔本身就是一个很粗糙的建筑工程。与中国的玉带桥相比，伦敦大桥不过是用支柱撑起的难看的杂货店罢了。而且，原始的航行技术将英国水手限制在狭窄的小水域中，即泰晤士河和英吉利海峡，熟悉的河岸和海岸线举目可见。而想从伦敦驶抵长江，不论对于英国人还是中国人而言，都是难以想象的。

与南京相比，那时的伦敦几乎还不能叫做一个城镇。当时，亨利八世对法战争取得胜利（在阿金库特进行的最知名战役）后于1421年返回伦敦。伦敦补补修修的老城墙，长约3英里，而这和南京城墙不可同日而语。明朝的开国皇帝花了20多年时间，围绕其首都建造了城墙，延绵数英里，城门异常雄伟，每个藏兵洞都能驻3 000士兵。而且，城墙是基于长期使用而建造的。所以，城墙主体至今犹存，而伦敦中世纪的城墙几乎没有一处留存至今。

以15世纪的标准看，在中国明朝生活相对比较惬意。明朝之初，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因为国内贸易的萌发而开始松动。今天去苏州游玩的人，仍然可以从荫凉的运河，从古城雅致的步行街中，见证那时繁荣的建筑成果。而英国的城市生活却截然不同。虱子传播的鼠疫耶尔森氏菌引发的腹股沟腺炎瘟疫，即黑死病，于1349年传播至英国，致使英国人口的数量减少到约40 000人，不到当时南京人口的1/10。除了黑死病瘟疫外，斑疹伤寒、痢疾和天花也肆虐流行。而且，即使没有了流行病，恶劣的卫生条件也使英国沦为死亡陷阱。没有任何形式的排水系统，伦敦各街道散发着无可忍受的恶臭，而在当时的中国城市，人类排泄物都会被有计划地收集，作为肥料铺撒在稻田上。在迪克?惠廷顿担任市长大人的时期（从1397年到他1426年离世4次担任市长），铺满伦敦街道的，全然不是什么黄金。

中小学过去常给学生教的是，与昏庸之君理查二世相反，亨利八世被视为英雄人物。说来悲哀的是，他们的王国远非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中的“君权之岛”，而更像是化粪池岛。这部喜剧亲昵地称之为“另外一个伊甸园，半个天堂，这个大自然本身所建造的堡垒，抵御一切污染”。但1540~1800年，英国人在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仅37岁，寿命低得可怜；伦敦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是二十几岁。大约有20%的英国孩子在出生后的头一年便夭折了；在伦敦，每三个孩子中几乎就有一个夭折。亨利八世自己在26岁成为国王，在35岁时死于痢疾——这也提醒我们，直到相对最近的时期，大多数历史都是非常年轻而又短寿的人所谱写的。

暴力在这个地区泛滥。英国与法国几乎永远处于战争状态。没有与法国作战时，英国人又与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人打仗。没有与凯尔特人打仗时，他们彼此又因为觊觎、争夺王位控制权，接二连三地打起了内战。亨利八世之父是通过暴力手段登上王位的，而亨利八世又因为玫瑰战争的爆发，以类似的方式失去了王位。玫瑰战争期间，先后有4位国王失去了王位，死于战争或者死于断头台的成年贵族多达40人。1330~1479年，英国贵族3/4的死亡都是暴力致死。而且，普通杀人致死更是司空见惯。14世纪的相关数据显示，牛津居民所面临的年杀人致死率高于0.1%。伦敦稍微安全点，其杀人致死率大约为0.05%。当今全球谋杀率最高的地区在南非（0.069%）、哥伦比亚（0.053%）、牙买加（0.034%）。在底特律情形最糟糕的20世纪80年代，其谋杀率也只有0.045%。

那个时期英国人的生活，正如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后来在论及的（他所言称的“自然状态”，确实是“孤立的、贫穷的、残暴的、短寿的”）。即便对于诸如帕斯顿这样富裕的诺福克家族，也几乎没有什么安全可言。约翰?帕斯顿的妻子玛格丽特，在设法捍卫其合法继承的格雷沙姆庄园的产权时，被驱逐出庄园。凯斯特城堡此前是约翰?法斯托尔夫爵士遗留给帕斯顿家族的，但在约翰?帕斯顿死后不久便遭到诺福克公爵的围攻，并占据长达17年之久。要提及的是，英格兰是当时欧洲更为富裕、暴力更少的国家。法国人的生活甚至更为险恶、更残暴，寿命也更短——越是向欧洲东方行进，其情形也就更为恶劣。即使是在18世纪早期，普通法国人的平均日热量摄入也仅为1 660卡，这只是勉强维持人类生命所需的最低热量标准，大约只有当今西方国家平均标准的一半。革命前法国人的平均身高只有164厘米。此外，在中世纪有数据可查询的所有欧洲大陆国家中，其杀人致死率都比英国高，而以艺术家和刺客闻名的意大利，情形一直最为糟糕。

有人认为，正是西欧的危急情形，反而具备了某种不为人知的优势。因为高死亡率在穷人群体尤为常见，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说，死去的人帮助富人更富了。可以肯定的是，黑死病造成的一个后果是，提高了欧洲人的人均收入；那些逃过此劫的人可能会挣更高的工资，因为劳工是如此稀缺。还有一点也是确实的：英格兰富人的孩子比穷人孩子长大成年的概率要高很多。然而，以欧洲人口规模遭遇的突发状况来解释东西方大分流，似乎是不太靠谱的。在当今世界的有些地方，生活几乎同中世纪的英国一样悲惨：瘟疫、饥饿、战争和谋杀导致其人均预期寿命低得令人扼腕，只有富人能够活得长久。阿富汗、海地和索马里亚的情形表明，它们没有因为这些非常状况而获益。我们即将看到，尽管欧洲在人口锐减之后疾速前进，走向繁荣，积聚了雄厚实力，但其原因却并不是人口的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