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明》第一章(3)

文明 作者:(英)尼尔·弗格森


需要提请现代学者和读者注意的是,死亡在过去是什么情形。佛兰德艺术家老彼得?勃鲁盖尔(约1525~1569年)富有想象力的杰作《死亡的胜利》虽然不是现实主义作品,但可以肯定的是,勃鲁盖尔也不必全靠想象,来为我们刻画一个胃绞痛般痛苦的死亡和毁灭场面。在一片由大批骷髅统治的土地上,一个国王躺在那里,慢慢地死去,他的财宝帮不上一点忙,同时,一只狗在不断撕咬着旁边的尸体。在远方,我们看见绞刑架上有两个被绞死的人,车轮上有四个身形扭曲的人,另一个人即将被砍头。军队正战斗,房屋被烧,战舰沉海。在前景中,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军队和平民,都被混乱地驱赶进一条狭小的长方形坑道中,无一幸免。即使是那个给他的情妇唱情歌的抒情诗人,无疑也将难逃此劫。这位艺术家在其40岁之初便离开人世,比本书作者年轻。

一个世纪后,意大利艺术家萨尔瓦多?罗萨的一幅名为“人之脆弱”的画,或许是表现死亡的最感人的作品。这幅画是在1655年那场瘟疫肆虐其在那不勒斯的故乡,夺走了他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罗萨瓦,他的兄弟,他的姐姐、姐夫及他们的5个孩子后,受到启发所创作的。死亡天使丑陋地咧着嘴,还在罗萨开始试图写点什么的时候,从他妻子背后的暗处逼近,来取他们儿子的性命。这位心碎的艺术家的痛苦,仅从这幅画布上所写下的字便完全概括,令世人过目难忘。

“结合是罪,出生是痛,生活是苦,死亡是必然归宿。”在那个时期的欧洲,还能想出什么更为简洁的描述来反映其时的状况呢?

太监和“麒麟”

我们怎样理解东方的卓越成就呢?首先,亚洲农业比欧洲农业的生产力高很多。在东亚,一英亩土地足以养活一家人,这便是水稻栽种的生产效率;而在英国,每家所需的土地平均接近20英亩。这有助于我们解释东亚的人口为什么多于西欧人口。东方水稻栽培体系更为发达,因而也能养活更多的人口。确实,明朝诗人周是修以一种乐观的态度去看待乡村,他描绘的是农村居民自得其乐的情形:

衡门逼幽蹊,曲巷通极浦。十家两三姓,世世相托处。举目皆累姻,出入无龃龉。男为东舍郎,女作西邻妇。寒风及秋社,豚酒酬田祖。老巫烧纸钱,子喧铜鼓。漠漠柘园烟,纷纷芋田雨。归来肆筵席,半醉相尔汝……

但是,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和谐情景只反映了部分现实。后来几代的西方人倾向于认为,中华帝国是缺乏变化、害怕变革的社会。在《儒教和道教》(Confucianism and Taoism,1915年)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儒教理性主义定义为“理性地适应世界”。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在中国哲学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34年)中得到了印证,同样也得到剑桥学者李约瑟在其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的观点的佐证。但此类文化方面的解释,与历史事实是不符的,因为在明朝很久以前,中华文明一直不曾放弃过利用技术创新来领先世界的事业。

我们无从确切地弄清是谁发明了第一个滴水计时工具(水钟)。可能是埃及人、巴比伦人或中国人。但在1086年,苏颂装入擒纵齿轮装置,创制了世界上第一个机械时钟。这是一个高达40英尺的精密仪器,不仅有计时功能,还能据此记录太阳、月亮和行星的运动。1272年,一个钟塔建造完工,此后不久,马可?波罗便到访中国北方的大都,见证了这种机械运行的钟塔。直到一个世纪后,诺维奇、圣奥尔本斯和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的首批天文时钟被建好使用之前,英国根本就不具备准确率哪怕稍微接近的钟表技术。

长期以来,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都被视为是15世纪德国人的贡献。事实上,这种技术发明于11世纪的中国。纸张也是在传入西方很早以前就在中国使用了。纸币、墙纸和卫生纸也是如此。

常常有人宣称,是英国的农业开创者杰恩罗?塔尔于1701年发明了谷物条播机。事实上,早在他生活时代的2 000年前,中国就发明了谷物条播机。那种带拱形铁模板的罗瑟拉姆犁(Rotherham plough),也就是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关键工具,是先由中国人发明的另一种创新工具。王祯在1313年写成的《农书》介绍的工具都是西方所未闻的。工业化革命也是更早地在中国出现萌芽。融化铁矿的第一架鼓风炉也不是于1709年在科尔布鲁戴尔建成,而是在公元前200年的中国。全球最古老的铁链吊桥不在英国,而在中国,其建造时间最早可追溯至公元65年,其遗迹在云南省仍然可见。即使到了1788年,英国的炼铁水平仍然低于中国1078年的水平。利用创新的并于13世纪出口至意大利的手纺车和摇纱机,中国人首次使纺织生产有了革命性进步。而中国人将他们最为著名的发明火药仅用于鞭炮的说法,绝对是失实的。由焦玉、刘基于14世纪晚期出版的《火龙经》,描述了地雷和水雷、火箭和可装填炸药的空心大炮炮弹。

中国的其他创新包括化学杀虫剂、钓鱼竿、火柴、罗盘、扑克、牙刷和手推车。大家都知道高尔夫球是在苏格兰发明的。然而,宋朝(960~1279年)流传下来的《东轩录》描述了一种被称为“捶丸”的运动。这种运动是用10根球杆来玩的,包括撺棒、朴棒和杓棒,大致与我们如今的一号木、二号木和三号木杆相同。球杆中镶入玉和金,这表明,高尔夫球过去和现在一样,都是有闲阶层玩的一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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