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几乎从未间歇的战事带来的第二个益处是，竞争公国在增加收入以维持其战争开支方面做得更好了。在1520年至1630年整个期间，以人均上缴白银克数计算，英、法统治者所能征收的税收比其中国对手要高得多。从13世纪的意大利开始，欧洲人也开始尝试前所未见的政府借款方式，这就种下了现代债券市场的种子。公共债务是一种明朝完全未知的机制，19世纪晚期在欧洲的影响下，这种机制才被引入中国。另一个具有改变世界的非凡意义的财政创新是荷兰人提出的一种思想：将贸易垄断权授予合股公司，享受合股公司相应的利润份额作为回报，且彼此达成谅解，合股公司将作为海军的子承包商，共同对付竞争敌国。创建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其同时期的英国效仿公司，是首批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其股权被分为可交易的股票，由公司董事自行决定现金股利支付。在东方，没有任何体制与这些令人惊异的积极机制相似。虽然他们增加了王室收入，但凭借在现代初期的国家中创设长期存在的、新的利益相关者，如银行家、债券持有人和公司董事，也减少了王室的特权。

最为重要的是，世代延续的两败俱伤的冲突导致的必然后果是，没有哪一个欧洲君主的实力足够强大，所以也不能颁布进行海外探索的禁令。即使在土耳其人进抵东欧时，如同他们在16世纪和17世纪屡次干的那样，全欧洲也没有任何统一的皇帝发布命令，让葡萄牙暂停其远洋探索事业，大家联合起来对抗来自东方的敌人。情形完全相反，欧洲君主都在鼓励商贸、征服和殖民活动，这成了他们相互之间开展竞争的一部分。

在路德宗教改革席卷德国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宗教战争成为欧洲人死亡的祸根。但是，新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的血腥战争，以及周期性和地区性的犹太人迫害，同样也产生了有利的结果。1492年，犹太人作为宗教异端被驱逐出卡斯提尔和阿拉贡。起初，这些犹太人前往奥斯曼帝国寻求庇护，但在1509年后，威尼斯建成了一个犹太人社区。1566年，随着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起义，并将联合省建成新教共和国，阿姆斯特丹成了又一个包容异端的天堂。当新教胡格诺教派于1685年被法国驱除时，他们便在英国、荷兰和瑞士安居了。而且，可以肯定，宗教狂热使海外扩张具有了另一种动机。葡萄牙王子、航海家恩里克鼓励他的船员去探索非洲海岸，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希望他们可以发现消失的基督圣人祭司王约翰所统治的神秘王国，到时这位圣人便能支援欧洲对付土耳其人。除了坚持印度豁免其海关税，达伽马还厚颜无耻地要求卡利卡特国王，将所有的穆斯林信徒从他的王国中驱除出去，并专门针对驶往麦加的穆斯林船只实施抢劫。

简言之，具有欧洲典型特点的政治割据局面与中国情形截然不同，所以欧洲从一开始便不可能形成哪怕与中华帝国有那么一点相似的帝国。其政治特点也推动着欧洲人在遥远的地方不断寻求机遇，不论是在经济、地理还是在宗教方面。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情形，不过十分荒谬的是，正是因为欧洲人自我的分裂，所以欧洲人便能统治世界。在欧洲，小即是美，因为这意味竞争，而这种竞争不仅存于国家之间，还体现在国内。

从名义上说，亨利八世是英格兰、威尔士（严格地说，还包括他宣称拥有的法国）的国王。但在英格兰的农村地区，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大贵族、要求约翰国王实施大宪章的贵族的后代，以及成千上万的乡绅土地业主及无数的公司实体、神职及非神职人员手中。城镇通常是自治性质的。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该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几乎完全是自治性质的。欧洲不仅是由公国组成的，也是由不同的社会阶层构成的，包括贵族、神职人员和城镇居民。

伦敦金融城政府的起源和结构可追溯至12世纪。换种方式说，值得注意的是，大市长、郡长、市议员、议事厅、同业公会会员和自由市民已存在800多年的时间了。金融城是自治商业机构的最早范例之一，从某种角度上说，它是我们如今所熟悉的公司的先驱，从另一种角度上说，又是民主体制本身的先驱。

早在13世纪30年代，亨利一世就赋予伦敦一定权利：从他们自己中意的人中选择自己的郡长和法官；有权管理他们自己的司法和财务事项，国王或其他机构不得干涉。1191年，在理查一世东征进入圣地之际，选择市长的权力也给了公民，这一权利在1215年得到了约翰国王的批准。结果，伦敦市再也不惧怕国王了。1263~1265年，在该城公民的支持下，托马斯·菲茨·托马斯市长也声援蒙特福特反抗亨利三世的起义。1319年，轮到爱德华二世发难代表着绸缎商利益的伦敦市，因为后者企图减少外国商人的特权。当爱德华拒绝时，“伦敦暴民”便支持罗杰·莫蒂默废黜该国王的行动。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局势又开始对伦敦不利。意大利人和汉萨同盟在伦敦站稳了脚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以优厚的条款为国王提供了借款，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理查二世未成年时期。但是，伦敦市民持续在挑战王室权威，不论在1381年农民起义还是在理查受到上院上诉时，伦敦市民均几乎毫无兴趣支持国王一方。1392年，国王理查取消了伦敦的特权和自由权，但在5年后，由惠廷顿市长磋商后送出的10 000英镑的优厚“礼物”又成功使伦敦居民恢复了其特权。给国王的借款多少和礼品价值成为了一个城市能否享有自治权的关键。城市发展得越富有，城市也就越享有自治权的资本。惠廷顿给亨利四世的借款额至少是24 000英镑，给他的儿子亨利五世的借款大约为7 500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