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英国人发现，那些中国人（对科学）的兴趣，如果确实存在过的话，现在已完全耗尽了……所有这些东西……都被那些无知的中国人所错失、抛弃……大使刚离去，据说中国人便立即（原文如此）将这些贡品堆在圆明园的杂物堆放室。代表英国产品之精华的各类精美礼品和艺术品，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朝臣们在观赏这些物品时，流露出的似乎只是嫉妒……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十之八九要归咎为某种国家政策，它是妨碍新事物的引进……

随后，那位皇帝对乔治三世宣布了一个蔑视性的通告：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马戛尔尼劝说中国打开国门通商的计划流产，这个事实象征着自1500年便已发生全球权力的由东向西的转变。曾经是新发明的故土的中国，逐渐沦为顽固地敌视其他民族的创新的“中庸之国”。那个设计精巧的中国发明——钟表，已回到故土了，但已经过欧洲的改良、改进，而由发条和齿轮组成机械装置，运转起来也更准确了。在今天的紫禁城中，有个地方是用来储藏帝国收藏的全部计时设备的。与蔑视西方科学的乾隆不同的是，他的前任统治者却对收集钟表十分狂热。他收集的所有钟表几乎都是在欧洲制造的，或者是在中国生活的欧洲工匠所制造的。

1842年6月，英国皇家海军炮艇沿长江北上，直抵大运河，强迫中国必须支付2 100万两白银的赔款，对英国开放5个通商口岸，并割让香港岛。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南京的静海寺签订——起初修建静海寺是为了纪念郑和和妈祖（4个多世纪前，是她保佑着郑和及其船队）——虽颇有讽刺性。

多年后，中国又建造船只，这次是那种可以全球航行的巨型货轮，它装着成箱的中国产品离港，又满载着原料回来，以满足该国飞速增长的工业经济的需求。2010年6月，我参观了上海了最大的造船厂，其在建货轮规模之庞大，令我十分震惊。我的所见使我童年记忆中的格拉斯哥码头显得如此渺小。在温州的工厂中，工人高效生产的服装以数万计，生产的塑料笔以百万计。而在长江中，无数的平底驳船，满载着煤、水泥和铁矿，所过处江水翻滚。竞争、企业、市场和贸易，这些是中国曾经所轻视、回避的。现在也会了。如今，长久以来被人遗忘的、中国对外扩张的象征人物郑和，是人们眼中的英雄。以中国最伟大的经济改革家邓小平的话说：

今天渴望发展的任何国家都不能闭关锁国。我们已经尝过闭关锁国的苦果，我们的祖先也尝过。在永乐治下的明朝早期，郑和远航过西方大洋，我们的国家那时是开放的。永乐皇帝死后，明朝逐渐衰败。中国遭遇入侵。从明朝中期算起，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闭关自守300多年，中国穷了，日益愚昧和无知，逐渐落后了。除了打开国门外，没有其他选择。

这段历史是有说服力的（也与亚当?斯密的观点极为接近）。

30年前，如果你预测，不出半个世纪，中国必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那么你会被视为一个空想家。同样，如果早在1420年，你预测终有一天，西欧的经济产量会超过亚洲总量，而且不出500年，普通英国人必将比普通中国人富9倍，那么没人认为你的预测是严肃、现实的。这便是西欧竞争的动态效应，这便是东亚政治垄断的滞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