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当斯图亚特王朝在1688年失势后，这个中央集权的趋势也就终止了。事实上，“光荣革命”还鼓励殖民地的人将自己的议会视为与威斯特敏斯特议会同级别的机构。一些殖民地议会还通过了法律重申《大宪章》的精神，肯定他们所代表的民众的权力。到1739年，拿一位王室官员的话来说，殖民地实际上已成为“独立王国”，他们的立法“在各自的自治领里具有绝对权威”，“他们的法律和行动”也几乎不再对王室“负责”了。

但这也恰恰为我们解释为什么七年战争之前、之中和之后又兴起了一股中央集权潮提供了线索。我们在讨论18世纪60年代对税收问题的争论时，有必要将这一部分背景考虑在内。诺思勋爵领导的政府在倾茶事件后关闭波士顿港口，实行军事管制，用铁腕迫使马萨诸塞的立法者就范的行径只是一根导火索，因为殖民地的立法者已经多次受到这样的冒犯了。在1766年废除《印花税法》时，议会就已有力地宣布，它“在过去和现在都拥有它所应该拥有的，制定了有足够约束力和法律效应的法律法规，以约束美洲殖民地及其人民的充分权力和权威。”这才是殖民地争端的症结所在。

或许，这里头还掺杂了一丝殖民地自尊心萌发的因素。富兰克林感叹道，这里的人曾“对大不列颠和那里的法律和习惯不仅仅是尊重，还很有感情，甚至对那里的时装也很钟爱，这倒是大大促进了商业发展。人们对英国本土人总是尊敬有加；英格兰过来的人，这个身份本身就让人尊敬，凭空高人一等。”但是，殖民地的人又得到了怎样的待遇呢？他们不仅仅被视为附属者，而是被视为“附属者中的附属者”；是“苏格兰、爱尔兰和外国流浪者、囚犯后裔、可耻的反叛者等乌合之众糅合而成的杂居民族”，就好像他们“不配被叫做英国人，只配受怠慢、受约束、受桎梏、遭劫掠”。对这种低人一等的感觉，约翰·亚当斯更强烈地表达了愤怒。“我们不会成为他们的黑奴。”他在《波士顿公报》上以“Humphry Ploughjogger”为笔名发表文章愤怒反驳，“我说我们与老英国人民一样仪表堂堂，我们也应该和他们一样拥有自由。”

在日益剑拔弩张的氛围中，第一届大陆会议于1774年秋在费城的卡彭特厅召开了，这次大会聚集了各殖民地议会中更为反叛的元素。在这里，第一次通过了抵制英国政府收缴任何税项的决议，哪怕在必要时诉诸武力抵抗。但是，塞缪尔·亚当斯提出那句著名口号“无代表权就不纳税”的目的还不是要反抗英国，而是强调作为英国一分子的身份。殖民地的人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在要求与大西洋另一边的人民同等地享有自由。在这一阶段，他们仍将自己视为大西洋另一边的英国人，谋求真正的、在当地的代表权，而不是在遥远的上议院的“虚无”的代表权。换句话说，他们希望在一个经过改良的准封建帝国中，让自己的议会与威斯特敏斯特的议会并驾齐驱。正如1775年曼斯菲尔德勋爵所说，殖民地的人“希望他们与大不列颠的关系……就像联合王国建立之前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关系”。

英国的一些富有远见的思想者—包括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格洛斯特区教长约瑟夫·杜克尔—都将帝国权力的下放作为解决方案。只不过，亚当·斯密的想法是建立帝国联盟，只将威斯特敏斯特议会作为权力分散的帝国的最高机构，而杜克尔的建议是建立一个联邦雏形，以英王的统治作为维系帝国的纽带。诸如约瑟夫·加洛韦等温和派殖民者则寻求一种妥协，他提议建立一个美洲的立法局，其成员由殖民地议会选择，其主席由王室任命。但是，伦敦的政府否决了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问题已经简化为“哪个议会才至高无上”之争了。诺思勋爵的政府如今夹在两个同样自信的立法机构之间，两个机构都声称自己拥有合法权利。他所能做的最多就是承诺如果殖民地的议会征税后，能够按要求用做帝国国防经费，以及自己的民选政府开支，那么威斯特敏斯特的议会就暂时放弃（虽然它仍保留）征税的权力。这还不算，甚至埃尔德·皮特要求从波士顿撤兵的恳求也被参议院否决了。到这时，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看来，伦敦政府“声称对美洲300万名善良而敏感的人民拥有统治权，这看起来荒谬之极，因为以他们的决断力来看，似乎还不足以管理一群猪。”这种话无疑火药味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