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费城的基督教堂为例，这里常常被视为革命的摇篮，因为《独立宣言》的多位签名人都在那里做礼拜。但实际上，《独立宣言》的支持者在教友中只占少数。大约只有1/3的人支持独立，其他人要么反对，要么保持中立。基督教堂和美洲殖民地其他无数教堂一样，因政见不同而产生分裂。出现分裂的还不仅仅是教友，有的甚至整个家庭都因独立战争而四分五裂。富兰克林的家庭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总是按时去基督教堂做礼拜，雷打不动，以至于教堂给他们安排了固定位置。本杰明在伦敦花了10年的时间为殖民地人民抗辩，无功而返，加入大陆会议，并参加了独立战争。但是，他的儿子威廉—新泽西的总督—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却始终效忠于王室。父子俩从此再也没有说过话。

牧师们承受的压力尤其沉重，因为牧师都要效忠国王—英国教堂的最高领袖。作为基督教堂的教长，雅各布·杜谢一方面要效忠圣公会，另一方面又同情他的教会中支持革命的教徒，陷入了两难境地。他自己写的《公祷书》就印证了他在一定程度上对独立的支持。《公祷书》上原本写着：“我们谦卑地恳求神处置和管束乔治，你的仆人，我们的国王和管理者（这里指的是乔治三世）的心……”但是，后来杜谢自己又拿笔划掉了这句话，重新写上：“我们谦卑地恳求神引导合众国的统治者们……”这毫无疑问就是一种革命行动。但是，当独立战争正式宣布时，虽然《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还是杜谢一位姐妹的丈夫，他却又胆怯起来，回到了圣公会的阵营，成了一名保皇党。杜谢的困境表明，美国革命甚至会让一个人陷入分裂。不但圣公会教徒以宗教理由反对暴动，就连康涅狄格州的新教教徒也效忠王室，因为他们无条件地相信，基督教徒就应该是“忠实的臣民，为了主的缘故，在任何非宗教的问题上顺服一切人的制度。”

总的来说，英属北美洲的白种人中，有1/5的人在独立战争中继续效忠王室。事实上，那些保皇派们打起仗来远比英国那些优柔寡断的将军们英勇顽强。保皇派们甚至还有自己的歌，比如“国会咒”：

这些顽固的流氓和愚蠢的笨蛋，

有些像愚昧而势利的骡子，

有些像奴颜婢膝、任人摆布的道具，

就是这些人，这些人组成了国会。

朱庇特决定给我们下一个诅咒，

让我们尝尝人生的所有苦难，

不是瘟疫，不是饥荒，但更糟糕，

他诅咒我们有了一个国会。

和平放弃了这片无望的海岸，

火炮呼啸着在这里炸响，

我们看到血流成河、伤亡遍野，

这就是国会的产物。

在这些论战中，双方互相将对方斥为“托利党”或者“辉格党”，俨然是英国的第二次—或者说美国的第一次—内战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