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巴西跃居这种新地位时怀有一种特别的精神负担，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魔咒。70年前，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摆脱德国纳粹的魔爪之后，逃到了巴西，并在里约附近的一座山上定居下来。因为看到这些清凉、宁静的山，他就会想起故国的阿尔卑斯山。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了一本畅销全球的书——《巴西：未来之国》（Brazil： Country of the Future）。在这本书里，他盛赞巴西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并预言这个国家“注定会在世界的未来发展中成为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自此，这句话就成了一句口头禅，一说起巴西，总会不可避免地提起它。但对巴西人而言，那是一种难以完成的未来使命。结果，正如巴西作家阿尔贝托·迪内斯（Alberto Dines）所说，这简直就是一种“耻辱的预言”。这是本书唯一一处提到茨威格的这句话的地方。我这样做只是想表明巴西不得不面对这种不可企及的高期望，以及由此滋生的自卑情结：无论巴西取得多么大的成绩，似乎总是无法完成所预言的天命。先是日本，后是中国和印度的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甚至韩国和东南亚的“四小虎”都赢得了赞誉、眼球和投资，而巴西人则以一种他们特有的尖刻、幽默的语调回答：“巴西是未来之国，永远都是。”

不过，可能，只是可能——未来终于到来了。巴西国歌中有这样一句描述巴西的话：“（你）是一个巨人，勇敢、美丽、坚强”，不过“永远斜躺在光辉的摇篮里”。这种豪言壮语让人对巴西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她慵懒、容易满足、过于幼稚、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幸运，过于相信上帝的垂青和天命所归，但懒于自律、懒于不懈努力地实现伟大的梦想。每当他们的国家可能无法发挥其超常的潜力时，巴西人便失去自信，一时自哀自怜，唱起这几句歌来。

然而今天的巴西，无疑已经从美梦中醒来，扔掉了摇篮，因为她已经雄赳赳、气昂昂地大步走向壮年。在过去的一代中，值得注意的不仅仅是巴西巨大的物质成就，巴西实现当前成就的方式和完全兑现承诺的方式同样值得关注。在独立后近200年的历史上，巴西经历过数次不堪回首的短暂的威权统治，其中几次就发生在近代，不过，每一届威权统治都无法与俄罗斯和中国长期的集权统治相提并论。巴西在很短的时间内走了很长的路：人民有权对每一项政策和政策变动进行辩论和表决，有权在投票箱里批准自己的选择。自1985年右翼军事独裁政权垮台以来，巴西已经转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虽然有时难以控制，成为了权力和平移交的榜样，因为它至少在名义上尊重法治，政治或行为达不到预期目标时会心生懊恼。

随着巴西越来越繁荣、富强，越来越有领导力，她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也愈加密切，外界有充分的理由关心巴西人想什么、做什么。但巴西人的诸多言行却让外界不解。为什么巴西眼睁睁地看着亚马孙雨林遭受大规模的毁坏？要知道，亚马孙雨林发挥正常的生态系统的作用，也就是说，它的健康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要避免全球变暖的话。为什么巴西如此强烈地反对特别是美国提出的如何减少破坏亚马孙雨林的建议？为什么巴西的大城市暴力频仍？为什么一个热情友好的社会却对严重的阶级和种族不平等熟视无睹？为什么巴西要阻挠联合国安理会遏制伊朗核计划的努力？

多年来，来巴西看望我的朋友和亲戚不断地向我问这问那，但问的都是一些基本问题。自从1972年第一次踏上巴西的土地以来，我曾非常幸福地生活在巴西，长达14年之久。这远远超过我成年后在任何其他地方生活的时间。格莱美奖获得者、波萨诺瓦作曲家兼钢琴家安东尼奥·卡洛斯·若宾（Ant？nio Carlos Jobim）是我最喜欢的巴西艺术家之一。他过去常常警告刚来巴西的人：“巴西可不适合陌生人。”这话说得甚是巧妙，又语带嘲讽，让我不禁自问是否永远自信了解这个国家。我有充足的时间思考各种问题并拿我的观点问我的巴西的朋友和姻亲。不过，我不敢说我知道所有的答案，有时我的话似乎批评过重，甚至有些苛刻。但我对巴西和巴西人民怀有一种深厚而恒久的爱和敬慕。他们的社会是我所经历的最富人性化的社会之一，尽管她有许多缺陷，但也有同样多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