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印度的服务业引人注目地占到了整个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农业和工业合起来大概占了经济总量的另一半。这种比例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如希腊或葡萄牙应该拥有的经济比例，但是希腊和葡萄牙不需要为多达4。7亿生活在穷乡僻壤中的劳动力大军担忧。印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它独特的解决方式，呈现出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经济也许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但令人头痛的是社会。

1991年，当印度开始解放它的经济时，它只有一个国有频道：全印电视台。到2006年它已经有150多个频道，并且还以每月3~4个频道的速度增加。1991年全印电视台的节目仅能被一小部分家庭接收到，由于农村供电的问题，许多乡村即使拥有一台电视机，也只能间歇性地接收到较好的信号。2004年印度大选时，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选民第一次可以在电视上观看选举的实况转播。大概有1/3的选民，即1.5亿人，有线电视已经接入到他们家中。

今天印度的许多农民以及小城镇居民拥挤在他们狭小的电视屏幕前，看到了许多充满诱惑的东西，那是他们在近期无法得到的，如汽车、国外旅游假期、私人医疗服务以及铺天盖地的电子产品广告等。这些产品中绝大多数根本不是为他们准备的，他们的目标消费群是阿洛克这样的人，而且确实也只是这些人购买他们的产品。2006年印度年人均收入水平仍然低于750美元，在这样一个国家，此类产品是超出大部分人的购买力的。那些眼光更加长远的政策制定者们常常提醒自己，如果这个国家要预防社会的倒退、犯罪率的攀升以及违法行为的增加，根治这些困扰着较为穷困的几个邦的痼疾，就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我曾多次采访过曼莫汉·辛格这位戴着眼镜的、从容不迫的锡克教徒，他1991年任印度财政部长，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改革，打破了束缚印度经济增长的种种枷锁，并于2004年出任印度总理。我每次采访时，他都会强调：“治疗贫困的良方是经济增长。”从印度自己的经验来看，你不得不信服他的话。

自1991年以来，印度经济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几乎是它独立后最初40年维持的“印度增长率”的两倍。印度经济急速增长的同时，其人口增长率稳步下降，因此人均收入的相对增长甚至要比经济增长数据所显示的还要好。举一个生动的例子：印度1972年开始的那一段黑暗时期，和1995年以后让人更为印象深刻的时期之间最大的差别，可以从农村的动乱程度上体现出来。1972年，在连续的全国性罢工、抗议以及不断增加的暴力事件后，英迪拉·甘地暂时搁置了民主，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而自辛格博士引入经济改革以来，印度的民主进程一直相对平稳。在改革实施的第一个10年，印度的经济年增长率为3。5%，而人口年增长率为2。3%，从第二个10年开始，印度的经济年增长率达到了6%，而人口年增长率则降到2%。在甘地时代，使一个印度家庭的收入翻倍需要57年，而在辛格博士时期仅需要15年。在这样一个你可以在闪烁的屏幕上看到别人是怎样生活的时代，那就是混乱与稳定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