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光有更快的经济增长是远远不够的：正如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同样重要的则是增长的质量-是资本集中型增长，就像印度一样，不会雇用大量的劳动力；还是像中国一样的劳动密集型增长，这样会使更多站在电视机前的人得到在他们面前招摇的经济增长的一份好处。

在曼莫汉·辛格成为印度总理之前，我曾经定期地采访他。因为他在印度政策制定历史上的显赫地位（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他几乎担任过新德里每一个重要的部长职务），他对印度经济情况的诊断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成为总理后，他的言辞就更为谨慎了。

在印度独立后的最初40~50年，我们由于缺乏两样东西而备受折磨：其一是粮食，其二是外汇储备。这是支配一切的两个问题，现在都已得到解决，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是通过绿色革命，第二个是通过扩大出口和更加自由的贸易政策。现在我们拥有充足的粮食和外汇储备。今天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已经与以往完全不同，但是仍然有些人因为传统的思维方式，拒绝正视这些新问题，依旧投身于昨日的战斗中。我们唯一的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为普通人提供的工作岗位。我们需要为大量半熟练工人提供岗位，而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迹象使我们能像中国那样雇用大量劳动力。我们需要进行工业化，为技术能力不强的人们创造就业机会。为什么事情没有按我们期望的规模发展？因为我们没有专心致志地按照一个明确的方式追求既定的目标。

辛格博士概括了今天印度面临的两个经济挑战：进行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发展与此相关的制造业，为大量无业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他用自己典型的方式，提到了使这些目标的实现变得更为困难的“思维模式的问题”。也许解决这两个挑战的最大的思想束缚，是印度的精英分子长期以来对农村的情有独钟。现在，印度很多记者和学者都普遍认为甘地主义哲学已经正式终结。当然，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甘地主义在今天的印度的确已经成为一个孤儿：没有一个政党公开认可圣雄关于农村的哲学。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态度，甘地对农村的见解在许多行政工作中依然存在，也仍然可以从许多高级外交官以及法官口中听到，而在印度的非政府组织中它也仍然是主流。印度的几万个慈善机构为农村设立了乡村学校、基本医疗设施并教授了谋生技艺，而政府却往往没有做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