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出生在喀拉拉邦一个基督徒家庭，他们家属于中产阶级的下层。他的父母都是教师。祖父母是米农，收入勉强能维持生计。詹姆斯是家族中第一个在喀拉拉邦之外工作的人。他在当地一所学校上学，1992年，他申请进入印度理工学院，并得到幸运之神的垂青，或者说他自己抓住了幸运之神，经过3场每场4小时的入学考试后，在10万名申请者中，他位列637名，被成功录取。“那真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时刻，”他说，“我必须仔细向父母解释，他们并不知道我面临着一个怎样巨大的机会。”詹姆斯的父母被他说动了，并贷款为他支付每学期5 000卢比（约120美元）的学费。现在，詹姆斯每天的薪水都远超过这个数目。他常常飞回喀拉拉邦和家人共度周末，或从美国回来中途路过时去看望他们。“我让祖父母看埃菲尔铁塔和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照片，他们都非常高兴，”他说，“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景点在什么地方，只是觉得我干得很棒。”自然，他还经常送给他们一些钱。他的弟弟在一家美国财经电视台-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工作。

在詹姆斯的同事中，越来越多的人来自普通家庭。他们的财富带来意义深远的改变。詹姆斯的妻子辛笃是一名印度教教徒，来自喀拉拉邦的高种姓奈尔群体。对于双方的家庭而言，他们的结合是一种离经叛道。“最初我的家人对此充满怀疑，而且不赞成，因为我们家族经常和其他雅各派基督徒（Jacobite Christians，詹姆斯自创的一个词）结合，”他说，“我父母试图让我娶一个我们教派内的女孩，但是我对他们介绍的女孩都没感觉。后来，他们意识到我和辛笃无论如何都会结婚，就同意了。我们先在喀拉拉邦举行了一次教堂婚礼，然后又飞到班加罗尔举行了一次寺庙婚礼。”詹姆斯说，在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的员工中，很多人都是跨种姓或跨宗教结婚的。这在印度依然极为罕见，但是在IT业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同事结婚，而且通常是跨种姓的婚姻，”詹姆斯说，“没有人会大惊小怪，这已经屡见不鲜了。”有趣的是，在美国工作的印度软件业从业人员中，跨种姓婚姻并不像在他们的印度同行中这样普遍。“远处的民族主义常比它的发源地更为保守。”

和詹姆斯一样，玛丽娅姆·拉姆来自喀拉拉邦一个基督徒家庭。但是玛丽娅姆的背景更为显赫，她在清奈拥有自己的公司TNQ，该企业负责国际期刊的出版筹备工作，业务内容跨越最艰深的自然科学期刊和非自然科学类学术期刊。她的最大客户是荷兰出版公司励德爱思维尔集团（Reed Elsevier）。1998年，玛丽娅姆白手起家创建公司，雇用了15名员工，而现在，她公司的员工数已经超过600人。2005年，TNQ公司的业绩是30万页，玛丽娅姆的目标是每年100万页。除了美国一些大学的出版社仍然倾向于在国内编辑外，玛丽娅姆和她的同行几乎囊括了各类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而这些业务以往都是在欧洲及其他地方进行。TNQ编辑价格是每页大约3美元，而根据现行的行情，在欧洲编辑每页至少需要10美元。一些外国人仍然认为，印度的外包企业只是做一种重复性劳动，但是，玛丽娅姆的公司要求员工至少拥有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她的员工中大约10%的人拥有博士学位。公司主办公楼位于清奈一个欣欣向荣的区域，国际着名学术期刊，如《细胞》（Cell）、《四面体》（Tetrahydron）、《当代语义学》（Semantics Today）、《中世纪史》（Medieval History）和《聚合物》（Polymer）等摆满书架。玛丽娅姆是一位举止优雅、思维清晰敏捷的女士，50多岁，对她的企业信心百倍。在清奈，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母语是英语的理科专业毕业生。“中国没有母语是英语的人才，菲律宾没有科技实力，而爱尔兰又成本太高，因此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聚到印度，”她说，“而这还不是我们的所有优势，没有任何法律限制我们进行学术期刊的编撰。与报纸和杂志相比，我更喜欢为西方的一本着名期刊审稿。”

这种商业模式发展健康强劲，而印度面向海外的服务市场似乎还刚处于一个起步阶段。还有许多业务，需要从初级到高等的各种技能，一应俱全，都可以在像印度这样的地方展开，花费的成本仅需西方的一半。玛丽娅姆公司带来的社会学方面的改变，意义更为深远。玛丽娅姆尽量雇用女性员工，她的员工中近一半都是女性，而且她更愿意聘用低种姓阶层或其他少数民族。“妇女是最好的审稿员，”她说，“她们尽职尽责，注意到每个细节。”我和她的许多女性员工交谈，除了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一位外，其余人的薪水都多于她们的父亲。她们大多二十五六岁，几乎都是她们家里首位拥有正式工作的成员。在印度，已婚妇女常常保留着她们的娘家姓。从许多方面看，玛丽娅姆都是一个特例，因为她结过两次婚。她的第二任丈夫拉姆，是着名的《印度教徒报》（The Hindu）的所有人兼主编。拉姆还是位马克思主义者，这也许是印度的又一与众不同之处吧。玛丽娅姆说：“和我同辈的妇女几乎没有人参加工作，她们整天无所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