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TNQ的女员工的交谈，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两个印象。首先，无论她们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她们都一心想让他们接受最高层次的教育。其次，即使我问有些冒昧、非常私人化的问题，她们也丝毫不介意。事实上，在印度，爱管闲事也是一种美德。“不，不，没关系，这是一种关心。”梅隆·坦乔尔说，她是一位年轻的穆斯林妇女，当我问她是否会只要一个孩子时，她那样回答，并且告诉我“我想这要和我的丈夫商量”。她的母亲居住在印度南部的坦贾武尔镇，这里因其神庙群而闻名，母亲常常戴着面纱，没有接受过教育。坦乔尔的父亲坚持让妻子待在深闺中，却不介意他的女儿不戴面纱在外面到处走动，和男人一起工作。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坦乔尔说，不可思议地摇摇头，带着一种典型的南印度风格，似乎她从未觉得有什么不正常，“或许我与她不一样吧。”坦乔尔的婚姻是父母安排的，但是对于她是否会为自己的儿子安排婚姻，她显得很矛盾。“这随便他自己。最重要的是他要成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她说。普莉娅·雷蒂是另一位员工，她的祖籍是安得拉邦。她的丈夫是泰米尔邦的婆罗门，他们是在一个政府办公室相遇的，当时两人都去申请驾驶执照。“那是一见钟情，”她说，“我想当时已经忘了驾驶执照。”她的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她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成为一名专业人员。在某种程度上，玛丽娅姆对于她的员工就像一位母亲。虽然工作异常繁忙，但她说正是与商业的“爱情”让她干劲儿十足：“事实上，这无关金钱，我不想成为坟墓中最富有的僵尸。这是新印度的一部分，它能为那些处于弱势的人们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

玛丽娅姆和她的许多员工，以及詹姆斯·保罗的价值体系，与盛行于印度绝大部分农村的价值观有着天壤之别。几乎每周，都会有一起与种姓相关的谋杀出现在报纸头条。农村种姓暴力的起因之一，是当一对来自不同种姓的青年男女试图私奔被抓住时，往往会酿成悲剧。通常，谋杀是由双方家庭中的男人下手的，这对年轻的恋人有时会被活活烧死，有时是用刀割的酷刑折磨致死。这种现象在印度北部尤为严重，在喀纳塔克邦，类似性质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自然，这些事件让詹姆斯非常不安。

在信息系统技术公司办公室的隔间里，最令詹姆斯自豪的，是挂着一张“生活之艺术基金会”和珊卡的画像。珊卡大师的修行所距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的企业园区仅一小时车程。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过的孟买的网络企业家，阿洛克·科日瓦尔也是“生活之艺术”的一名信徒。詹姆斯告诉我，他的许多同事都会去参加珊卡的晚间讲道。“有时只是冥想，并帮助减压，”詹姆斯说，“但同时也是一种唯灵论。我们必须变得更加印度化，以增加我们的自尊。比如，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有美味的印度柠檬汁解渴，还要喝可口可乐。”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单选出可乐作为背叛印度化的例证，那么，他自己在英式运作的企业工作，为西方客户服务，又将作何解释呢。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最终我希望能为农村中的穷人服务。在信息系统技术公司，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称为’Good for Nothing‘的组织，教农村妇女编篮筐。我希望有一天，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后来，在仔细翻看我的采访记录时，我深刻地感觉到，在许多方面，詹姆斯和他的同事是印度新型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技艺精湛、游历四方、富有，而且与不同种姓、宗教背景的人均能融洽相处。同时，他还谈论了许多有关保护印度文化及宗教遗产的必要性。他认为世界文化充斥着诸多不良方面，如家庭的分裂、对长辈的无礼、过分的消费主义、宗教价值观的丧失以及拜金主义等，故而要保护印度文化，使其不受污染。印度许多人的传统见解是，印度的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要强于西方。这一点在詹姆斯的一些话中尤为凸显。“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必须保护印度的文化和道德观，”他说，“由于殖民主义，我们习惯于为自己的传统感到羞耻。现在，我们已经独立了，再也没有任何借口。我们的命运就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