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历尽波折后才知道，将自己的宗教偏见强加于印度人，结果只会适得其反。这就是为什么在英国统治200余年后，1947年印度独立时，只有不到3%的人信仰基督教。相反，1954年法国离开越南时，这个国家几乎有1/3的人信仰天主教，而法国统治越南的时间不足100年。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统治者都允许、有时是鼓励基督教传教士在印度传教，但收效甚微。然而，一些新教传教团体则认为，他们能将印度的“偶像崇拜的异教徒”从蒙昧状态中彻底解救出来。

1857年后，英国统治者对传教士的态度就从漠不关心转为直截了当的反对。据说兵变时，在许多叛乱的士兵中，尤其是来自联合省的婆罗门军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即他们必须使用一种新的子弹，用牛脂做润滑油，于是激怒了这些士兵。同样，在穆斯林士兵中则流传着子弹上涂的是猪油的说法，也让这些穆斯林士兵满腔怒火。而且，在起义爆发之前，军队里谣传着英国军队计划让印度变为基督教国家。这些谣言虽然无凭无据，但可以肯定的是，新教的许多传教士对待印度人和印度文化的方式激起人们的怨恨。因此，兵变被镇压以后，英国统治者决定在印度的历史框架内延续他们的统治，恢复了莫卧儿时期的一些礼法仪式，并最终将首都从加尔各答迁回德里。

即使在现代，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教群体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教友相比，礼拜的方式也更温和中庸，更显得非正统。这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积极意义在于，这种趋势延续了印度对宗教的宽容，认同信仰神的方式可以有许多种。消极的一面是，种姓的影响根深蒂固，无论他们皈依的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仍然依据出身而被划分为三六九等。萨默赛特·毛姆有一次曾拜访当时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阿（Goa，1961年，尼赫鲁对葡萄牙人失去了耐心，将这块领土归入印度版图）。毛姆与当地一位天主教牧师成了朋友，这牧师的祖先是在葡萄牙人影响下皈依天主教。“我感觉到，”毛姆写道，“他尽管已皈依了有400年历史的天主教，但在心底里，仍然是个吠陀主义者（正统的印度教教徒）。”②2004年，我和普莉娅顺路走访一位着名的果阿作家，她是一位天主教徒。她刚把祖传的房子修葺得很漂亮，这是一所具有当地婆罗门建筑风格的传统古宅。我有些天真地问她，他们家族是否有葡萄牙血统。“不，这不可能，”她说，“我们家族是婆罗门。”

据估计，印度基督徒中大约有70%的人，其祖先曾是达利特或属于部落民族。一般来说，他们不应该忘记这种背景，因为皈依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通常都是集体行为，一般是整个低种姓的群体一起皈依，而不是个人行为。然而，改换宗教并不意味着他们脱离了种姓，相反，他们只是简单地加了一个前缀：“达利特-基督徒”或 “达利特-穆斯林”。在印度城市中，这种严格划分并不明显，但是，这些少数民族绝大部分仍未步入城市中产阶级。在泰米尔纳德邦，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所有的泰米尔天主教徒中，63%是达利特，但是只有3%的天主教牧师是达利特。与高种姓的有关污染的规定类似，信仰基督教的妇女在月经期间或生完孩子40天内不能进入教堂。在许多地方，包括果阿，达利特天主教徒有单独的教堂和墓地。看来，萨默赛特·毛姆的见解颇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