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人忧虑的是，有人开始用各种毒品抵抗对花冠病毒的恐慌。毒品进入体内，会让人神志恍惚沉迷麻醉。这是个危险的苗头，特别是青少年，正处于心理逆反期。你越不让他做的事儿，他越要尝试。毒品这个妖魔，刚开始进入人体的时候，并不会引起晚期中毒那种噬骨之痛，也没有平常宣传中所说的一系列令人惊悚的上瘾症状。这就让青少年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自己不会陷落。这可怕的假象，会一步步把年轻的身体和灵魂拖入深渊。政府相关部门立即抽调大量警力，严打贩毒吸毒。幸好非常时期，一般的偷盗和流窜作案，都因畏惧花冠病毒和人人在家，减少了发案，警力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恶行得以控制。

学校停课，孩子们被关在家里。刚开始觉得像无限延长的法定节日，孩子们可松了一口气。但时间一长，家长们吃不住劲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大好时光不能荒废。中国人素来注重教育，这抗疫斗争，看来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取得胜利的，要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有家长联系赋闲在家的老师，开起了类似私塾的学馆。老师们也乐得参加，得到束脩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当老师的都有职业病——好为人师，养成了终日教导他人的职业病。现在待在家里，无处施展才能，只有把家里人当成学生精心培养。于是凡是家里有师资的人，都不惮病毒，英勇地往街上跑，搜集些流言四传，以逃避亲人的语言轰炸。老师们没有学生可教导，万般无聊。现在一看有人送学生上门，正中下怀，一拍即合。这种小班教学，倒让老师们注重因材施教，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教学阵仗，又有小朋友可玩，又没有太大压力，觉得快乐。老师们的口舌得以持续工作，训导欲充分满足，两全其美。

除此以外，还有减轻了工作量的行当。比如公交和地铁的司售人员，基本上都不用上班了。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出门，减少了发车频度。不过，也不能停运。公共交通，是城市生命力的象征。只要公交车还在正常运行，虽然没有几人乘坐，也具有象征的意义，它载的是希望。

很多行业陷入委靡，唯有电信收入大增。

更多老百姓在最初的惊愕之后，还算安宁。大家把政府当成头羊，一切听政府的。政府的危机应对程序和处理紧急事务的能力，也大幅度提高。发现谣言，立即澄清。人心思定，社会生活保持基本正常。

某晚走出通话间，昏暗中有人招呼她。一看，是郝辙。

“你开完会了？吃完了？说完了？”毕竟是一个小团队的，罗纬芝一连串地问候着。

“都完了。会议不错，知道了很多内幕情况。饭也不错，吃饱喝足。再就是和我儿子聊天。五分钟有点少，还没说尽兴，就被掐断了，眼前还浮现着儿子可爱的样子。”郝辙怅然。

罗纬芝最怕人家滔滔不绝地说孩子的事，有时觉得自己30多岁了，进入了老姑娘的行列，是不是心态已经不正常。她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假装很有兴趣地回应说：“是啊，孩子和爸爸正说得欢呢，戛然止住，有点残忍啊。男孩女孩啊？”

郝辙嗔怪地说：“我刚才说过了，儿子。”

罗纬芝自知兴趣是装不出来的，索性换个题目，说：“咱们都知道保密，其实不必弄个大活人，虎视眈眈地坐在那里，让我有犯人的感觉。”她判断郝辙是个有逆反心理的人，这个话题他会有共鸣。

不料，郝辙的反骨首先表现在对罗纬芝议论的驳斥上。郝辙说：“只要有监听，人在哪里并不重要。不在于形式，更在于实质。他若是躲起来，感觉更怪异。不如就这样眼巴巴地看着你，你自觉地就不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