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韦州后，马新兰专门召开一个全校大会把臧健的东西转交给马小玲，她要在孩子们心上留下一个仪式。

此后，臧健就和小玲通信，小玲每学期的考试答卷都写得工工整整，由父亲寄给臧健。

1994年臧健一行到韦州做口述史访谈时专门去了小玲家，小玲又高兴又紧张。臧健给小玲带来了书包和自己女儿的许多许多的书。小玲，阿姨看看你的书包。臧健说。小玲拿来了，是个又脏又破的白塑料袋。小玲，你看，阿姨给你从北京买来了新书包，还有这么多书。小玲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这书包里装的全是知识。小玲，你会做什么，能告诉阿姨吗？小玲终于说话了。小玲紧紧拉着臧健的手。那一刻臧健的心被泪水淹渍了，她想，她和小玲有一种前世今生的缘分。

后来宁夏自治区教科所陈少娟资助300元帮助小玲念完小学，1997年已考上韦州中学的小玲每年接受着臧健500元的资助。

故事还没完。1998年7月，韦州女小的马虹以很优秀的成绩考上了同心县重点中学，但马虹姐妹6个，5个都辍学的辍学、不念的不念，马虹父母绝不同意再让马虹上中学。马新兰知道后越想越觉得可惜，她想找一个帮助马虹的人，她想起了和臧健一起来韦州的中国儿童基金会的丁鹏。她让马虹给丁鹏写封信，她也亲自给丁鹏写封信。可发信时怎么也找不到丁鹏的详细地址，她就把信发给了臧健，她托臧健把信转丁鹏。臧健呢，收到信后一刻也不停地为马虹想办法，她知道丁鹏那年从宁夏回京不久就调到了中国银行，臧健觉得这么多年她们也没来往把信转去也不大好，臧健就问全国妇联春蕾计划能不能救助，回答：春蕾计划只资助小学女童，不资助中学女童。于是臧健就找到弟弟一家商谈，能否资助马虹。弟弟一家欣然应允，并决定以弟弟的女儿臧彤的名义进行资助，每年500元。臧彤在1998年夏季以652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北大生命科学学院；臧彤在中学时代就曾想资助一个贫困地区的孩子念书。

1998年9月我到达韦州女小时，马新兰把臧健和臧彤资助马小玲、马虹上学的信及汇款单复印件一一拿给我看。这一年的岁末，在北大勺园，臧健请我吃韩国料理，我发现，这实在是一位柔情善感、充满同情心的知识女性。我向她索看了马新兰、马虹写给她和给她侄女臧彤的回函。至此，我有一种感觉，中国的女儿们，把善意与良知、把理性与同情织梭般织成了北京至大西北横跨天际的彩桥，这彩桥接通了西部女童抵达另一种人生的路。

西鄂尔多斯荒原下雨了。

那一个雨夜我住在了韦州，窗外，韦州一片漆黑寂静，雨点紧一阵慢一阵地敲打着窗棂。

马新兰坐在我的对面，和我说着很长很长的夜话。

荒原的雨声，辽阔而贴近……

之七　六盘山下不眠的倾听

臧健在北大勺院2号楼门前等我，她很高地站在雪后的阳光下。雪后的阳光分外灿烂，穿着豆绿色羽绒服的臧健分外灿烂。“你是梅洁……”“你是臧健……”当我们几乎同时在行人中认出对方时，我想肯定有一种不朽的默契在我们心中同时升起。

在2号楼内的韩国料理间，我迫不及待地给臧健拿出了马小玲的照片。臧健反复抚摸着照片，惊喜得一遍又一遍地说：“都长这么大啦……”看着臧健充满母性的爱怜我很感动，我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呀，小玲今年都15了……”“我本来说今年暑假领着我女儿和臧彤到韦州去看看小玲、马虹、马新兰的，后来有事又耽误了……1993年新兰给我带过小玲一张照片，我实在没想到5年后又有人给我带来照片……”说着话，臧健一双温柔细长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照片上的小玲。

马新兰领我在韦州的土街土巷走了很远的路，走出了镇子、走过了河滩，走到了两间小土房前，就走到了小玲的家。小玲在屋外的一小块地里挖土豆。土豆很小，核桃那么大，像我在窑山看到的一样。

“今年天旱，没长大……”小玲望着我，很腼腆地笑。读初二的小玲已长成大姑娘样，朴实、健康、大方、耐看，有一种成熟美。

“让梅阿姨给你照张相，给臧健阿姨带去。”马新兰说。

“那我换件衣服……”马小玲说。

“不用换，这就挺好。”马新兰说。

“你就挖土豆，我给你照。”我说。

于是，在土豆地里，我给挖土豆的小玲拍了五六张照片。那时我就想，我是一定要把照片带给臧健的。

就着两盘石锅拌饭、两条炸黄花鱼，我和臧健的话题就没离开小玲，没离开西部女童。然而，我听到更多的是“大龄女童”。作为研究中外妇女问题的学者，臧健发现了一个新问题领域。

以往无论是儿童学或生物学或统计学的研究，习惯将儿童年龄定义在0-14岁，15岁以上即与成年人同等看待，臧健说，联合国儿童发展基金会的定义，将儿童界定为0-18岁。这一概念从1995年开始，已为我国政府所接受。因此，我们今天谈论女童，应指0-18岁的全体女孩子。

儿童按照不同的年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0-5岁为婴幼儿期，6-12岁为学龄期，13-18岁为青春期。女童研究的范畴，应包括女童生长、发育、就业的全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考察历史形成的以及不断演变的对女童的歧视，关注女童所应获得的平等权利是否受到侵犯，应包括女童从出生到青春期的整个发展阶段。

臧健在多年的研究中、尤其是在1993年7月赴宁夏做“口述史”访谈中发现，贫困地区的失学女童不仅仅局限于学龄期儿童，13-18岁的大龄女童失学问题往往更为严重。相比来讲，大龄女童的生存状况更为不利。种种原因，贫困地区有70%适龄女童不能入学，这就势必造成贫困地区有70%的13-18岁的没念过书或只念过一二年书的大龄女童文盲。这些女童再也无法进入学校，即使在西部女童教育搞得好的地区和学校，大龄女童也因为年龄偏大正规学校无法接受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这部分大龄女童文盲将构成下个世纪初中国妇女文盲的主体。臧健说，目前的研究表明，妇女受教育程度与初婚年龄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贫困地区大龄女童受教育程度低是她们早婚早育率高、多胎多育的基本原因。

臧健说，90年代以来，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处于青春期的大龄女童卖淫、性交易与性剥削问题，在我国也开始出现。在发达地区城市中做三陪女、卖淫女的，大部分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未成年的大龄女童。卖淫是个遍布全世界的社会问题，仅靠公安部门打击是不够的，它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假如贫困地区的大龄女童能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假如她们能够得到技能培训，假如她们具备了发展能力，她们中大部分人就不会选择卖淫脱贫的方式。就此问题，臧健在1993年的“口述史”访谈报告中，在1995年世妇会女童论坛上，在1997年“贫困地区女童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多次呼吁政府和全社会予以关注。

臧健认为，在女童失学辍学比例和大龄女童文盲相当高的地方，非正规教育不仅使女童特别是大龄女童重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更获得参与社会的机会，其作用不可低估。非正规教育往往是与贫困相联系的，越是贫困的地区，其效果越明显。非正规教育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却是发展中国家借以促进改善贫困地区女童状况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