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我们的训练场地已换过多次。偶尔没地方排练，我说来我家吧。那是1998年冬天，只有我们两个人，文慧和我住得也比较近。但她说：最好不在家里，在家里人的身体是松懈的，状态不对。她就出去找地方，跑过不下十几家，甚至答应每周去给那里的学员上一次舞蹈课，以换取让我们一周使用一次排练厅。那时，我感到文慧是真爱这件事，即使只有一个队员。一个人真爱一件事，为这件事坚定不移、吃苦耐劳，在大冬天为带领一个队员继续训练做怎样的努力，这一切都在我心里产生了影响。我比较在意人的细节。她说的另一句话，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每次去排练厅，都见舞蹈队员用过的排练厅狼藉一片，大家二话不说先打扫卫生，离开时保持大厅整洁干净。文慧讲，在国外也是这样，芭蕾舞演员还有别的，对自己的排练厅只糟践不打扫，只有现代舞演员不作贱场地，她见过的现代舞团队，都非常自觉地劳动，人都很朴素，平易近人，不管他们的名声有多大。

我相信这一切都和现代舞的思想实质有关。所以我风雨无阻地做了这件我爱的事情，全身心进到里面，并从一次次排练中走过来，在国内和国外各不相同的舞台上，与其他几位专业舞蹈员一起，从容地展开我们的“舞蹈剧场”。

1998年7月，北京最热那几天，我进入文慧的现代舞工作室。文慧说我练习的时候特别投入。但是，投入仅仅是一种状态，并不说明我真的适合这件事，能做好这件事，我对自己能不能坚持、坚持多长时间一点没有把握。参加的人有的是做纪录片的、自由戏剧的，有的画画，有的从事行为艺术，还有就是我，文学编辑。一群人很难到齐，很多时候只来一两个人，但每星期坚持着，没有中断。深冬的一天，文慧约我到歌德学院，那儿有一个关于德国现代舞的讲座。我找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侧的那座小楼，找了个座位懵懵懂懂听，后来放映影像和图片资料，我看得手心出汗。我牢牢记住了德国现代舞大师皮娜·鲍希的一句话：我跳舞，因为我悲伤。这是埋藏在我心底的话，也是我一辈子也说不出来的话。从那一刻开始，我与现代舞像是有了更深、更真实的联结。皮娜·鲍希朴质的光，在这一天照进了我的房子。我听到了许多年来最打动我的一句话，说不出心里有多宽敞。

我是一个比较沉默的人，过去在戈壁草原和围绕着它们的大山里，一直很少说话，我表达高兴，就是拼命奔跑，或者一个人呆在一个地方，皱着眼睛和脸瞭望远方，我心里的动静，就在那个过程里慢慢流淌。而我的忧伤，是黑天里野生黄牛的眼睛，无论是睁开还是闭上，都悄没声息，连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幸福为什么悲伤。半大不小的时候，我被大街上一匹惊脱的马碰倒，腿上碾过一只马车轱辘，也没有出过声。后来我常盯着马路看，想知道一个人倒在车底下是一种什么情形。我偏爱过去那种大轱辘牛板车和解放牌大卡车，就是因为它们的底盘特别高大，倒在车底下的人也可能还生。我的全部生活，就是这样，和跳舞不沾一点边。

我们那里一年四季都有风，而无风的日子我就快乐得不知所以。我会爬上房顶，测一测是不是真的没风，然后像房顶上堆起的麦秸垛，我在心里垛起这一天要干的事情。所以我能看见开败的蒲公英的小毛毛漫天飞舞，看见它们在太阳底下乱翻跟头，看见戈壁草原里的一堆堆牛粪，把那些纤细的小毛毛一根根吸进牛粪洞里，看见吸附了碎毛毛的干牛粪被人塞进炉火里，然后飞溅出火星。

“你的泪珠好比珍珠，一颗一颗挂在我心上。”我还常去米德格的杂货店，听她的奶奶、那个老得眼睛都睁不开的女人哼唱这两句歌，一边听歌一边帮米德格干活儿，干完活儿，背着米德格的女儿出去玩耍，跟那个没有父亲的两岁的女孩说话。后来那个女孩长大了，跟一个乌兰牧骑跳雄鹰舞的男孩跑没影儿了。

那个女孩长到四岁还说不清话，不叫我“姑姑”叫我“嘟嘟”。米德格说：“你教她吧。”我拿一根树棍在土里写“赵钱孙李”，她好几年以后才跟着我写“赵”，可她不写“赵”，光写“走”，还把底下那条人腿拉得特别长。所以她除了添乱什么忙也帮不上。米德格的奶奶死的那天，我正好在杂货店，老女人唱着唱着突然睡下了，米德格喊我去看看她奶奶要什么东西，那个小女孩拉着我不让我走开，等我摆脱那个小东西，跑过去翻转米德格奶奶的身体，老女人已经死了。米德格跑过来大喊大叫，老女人这时又睁开眼对她说了一句话。米德格发了半天呆，想起问我她奶奶刚才说了什么？我把听到的告诉给她：“别信你爱的男人。”那是一个长长的没有男主人出现的故事。

我在一个时间凝固的地方长大。

今年春节我回内蒙古探亲，一高兴跟我母亲说，我跳现代舞呢。我母亲说：“你要止痛片？”她挪动她的身体去那个藏了一些药片的小筐里去取，我说你不用拿药，我没病。她说：你把止痛片带在身上。她捏着小纸包从一个屋子跟着我进到另一个屋子，看着我，等我接她的小纸包。这无疑是她能给我的唯一的好东西，在她看来这个东西非常神秘，像宝一样。她听不懂“现代舞”，后来她问：“是不是和男子一起跳？”我不知怎么回答她。

我的事情一般都不跟她说。我确实不爱说话，更不对母亲说什么。从小到大都这样。

我离开家十多年以后认识文慧，她的职业是舞蹈编导，与我同岁，在我的朋友中，她是唯一一个跳舞的人。要是不与她近距离相处，我确信和她成不了朋友。我熟悉文慧后，想到：我母亲一辈子承载别人，不知道她能不能明白，现代舞也是一种承载方式。

我想说说文慧。文慧在九十年代初就倾心现代舞了，在国内比较早从事现代舞的实践。我觉得她选择现代舞跟她的心性有很大关系，她是个愿意倾听别人的女子，经常想着别人的麻烦事，在一个什么时候，送上她的问候。她大部分时间里比较讲求效率，有时候也一筹莫展。今年春节前，跟我们一起排演《生育报告》的一个女孩回云南老家了，我们聚会的时候，她缺席，文慧打电话叫女孩的二哥来，他在北京打工，一个人孤孤单单过得很清苦。这种时候，她非常果断。她的温良，使她能够重视人，重视人的生存境遇，她排练时强调“别忽略此时此刻的感受”。所以做练习的时候，她总是拿出很多时间，让大家相互交流，甚至近距离对视，互相珍惜、信任，然后，肢体训练——这时，充分利用人体，传达人的内心，在此过程里，她讲求开放式训练和训练中人体的开放质量。几年来，她把最小的、最生动的生活细节做进了自己的现代舞，已有《裙子》《现场——裙子和录像》《100个动词》《同居生活》《与大地一起呼吸》《餐桌上的九七》《脸》等作品，及1999年进行了一年，于当年底在北京人艺小剧场演出的《生育报告》。其实，北京、广州，两大城市的现代舞团，及团体外专业人士总共不到百人，即使加上文慧的非舞蹈者兵马，如我，喜欢并愿意身体力行者，现代舞追随者的总量也未能有一百零一的突破，比起这个国家十二三亿人口，几十人的现代舞队伍，真如沧海一粟。但它毕竟存在了，成为偌大一块高粱地里的一杆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