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奴隶贩子雇有专职的医生，这些游手好闲的人遍布非洲的许多地方，他们像兽医检查牲口一样检查着奴隶的身体，凡是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上，嘴唇、眼睛有缺陷，四肢残缺，牙齿脱落甚至头发灰白的均不收购。在四百多年的奴隶贸易中，那些年龄在十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男子和二十五岁的女子几乎都难逃此劫。殖民者掠夺了非洲整整四个多世纪的健康和强壮，只有老弱病残留在了自己的家园，于是非洲病入膏肓。许多地区的收成、畜群和手工业都遭受了悲惨的破坏和无情的摧毁，漫延的饥荒和猎奴引起的部落间的战争此起彼伏，已往热闹的商路开始杂草丛生，昔日繁荣的城市变成了荒凉的村落。

这期间运往美洲的奴隶总数在一千五百万以上，而在猎奴战争中的大屠杀里死去的，从内地到沿海的长途跋涉中倒下的，大西洋航程里船上的大批死亡以及反抗中牺牲的奴隶总数，远远超过到达美洲的奴隶总数。奴隶贸易使非洲损失了一亿人口，也就是说得到一个奴隶就意味着会牺牲五到十个奴隶。就是最后终于登上了美洲大陆的幸存者，由于过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生活待遇，在到达后的第一年又会死去三分之一。

海上的航行就像是通往地狱的道路一样，航程漫长，风浪险恶，死亡率极高，曾经有五百人的奴隶一夜之间就死去一百二十人。奴隶船几乎都超过负载限度。在黑暗的船舱里，那些身上烙下了标记的奴隶两个两个被锁在一起，每人只有一席容身之地，饮食恶劣，连足够的水和空气也没有。天花、痢疾和眼炎是流行在奴隶船上的传染病，它们就像是大西洋凶恶的风浪一样，一次次袭击着船上手足无措的奴隶。眼炎的传染曾经使整整一船奴隶双目失明。在被日出照亮的甲板上，这些先是失去了自由，接着又失去了光明的奴隶，现在要失去生命了。他们无声无息地摸索着从船舱里走出来，在甲板上排成一队，奴隶贩子将他们一个一个地抛入大海。

在美洲印第安人悲惨的命运和非洲奴隶悲惨的命运之间，是欧洲殖民者的光荣与梦想。奴隶贸易刚开始的时候，荷兰因为其海上运输业的发达，被殖民者称为“海上马车夫”。在大西洋一边的美洲所有的港口，飘扬着荷兰国旗的贩奴船四出活动。英国人后来居上，虽然他们贩奴的历史比其他国家都要晚和短，可是他们凭借着海上的优势，使其业绩超过其他国家四倍。当奴隶贸易给非洲带来无休止的战争、蹂躏、抢劫和暴力，使非洲逐渐丧失其生产力和原有的物质文化之后；当美洲的印第安人被剿灭、被驱赶和被奴役之后：欧洲和已经成为白人家园的美洲迅速地繁荣起来了。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在马克思眼中，“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今天当人们热情地谈论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时候，这个风靡世界各地的全球化浪潮，在我看来并不是第一次。第一次的全球化浪潮应该是五百年以前开始的——对美洲的征服、对亚洲的掠夺和对非洲的奴隶贸易。连接非洲、美洲和欧洲的奴隶贸易以及矿产和种植物的贸易，养育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随着东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和后来鸦片战争在中国的爆发，亚洲也逐步加入到这样的浪潮之中。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伴随着奴隶贸易经历了四百多年，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两次世界大战和此后漫长的冷战时期，以及这中间席卷世界各地的革命浪潮，还有从不间断的种族冲突和利益冲突引起的局部战争，似乎告诉人们世界已经分化。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分化时期，垄断资本和跨国资本迅猛地成长起来。当冷战结束和高科技时代的来临，当人们再次迎接全球化浪潮的时候，虽然与第一次血淋淋的全球化浪潮截然不同，然而其掠夺的本质并没有改变，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仍然是以欧洲人或者说是绝大多数欧洲人的美国为中心。

我并不是反对全球化，我反对的是美国化的全球化和跨国资本化的全球化。五百年前一船欧洲的廉价物品可以换取一船非洲的奴隶，现在一个波音的飞机翅膀可以在中国换取难以计算的棉花和粮食。全球化的经济不会带来全球平等的繁荣，贸易的自由化也不会带来公平的交易。这是因为少数人拥有了出价的权利，而绝大多数人连还价的权利都没有。当美国和欧洲的跨国资本进入第三世界的时候，并没有向这些国家和地区提供其核心的技术，他们只是为了掠夺那里的劳动力，这一点与当初的殖民者掠夺美洲和非洲的伎俩惊人地相似。就像当初的欧洲人把火器、铁器和酒带到美洲的印第安人中间，把欧洲的物资带到非洲一样，他们教会印第安人改穿纺织品制成的服装，教会非洲人如何使用他们的物品，当印地安人和非洲人沾染上这些新的嗜好的时候，却并没有学到满足这些嗜好的技术。于是非洲原有的生产力和物质文化被不同程度地摧毁，非洲可以用来与欧洲交换这些物资的只有他们的人口了。同胞互相残杀，部落战争不断，不仅没有保卫自己的非洲，反而促进了殖民者的奴隶贸易。在美洲的印第安人，只有森林里的皮毛财富可以换取这些自己不能制造的物品，于是印第安人的狩猎不再是单纯地为了获取食物，而且还要为换得白人的物品而打猎。印第安人的需求日益增加，他们的资源却不断减少。当欧洲的白人疯狂地拥入美洲定居以后，又导致森林里大量野兽的逃跑，使印第安人生活的手段几乎完全丧失，他们只能离开自己出生和埋葬着自己祖先的地区，因为继续生活在那里只能饿死。他们跟踪着大角鹿、野牛和河狸逃跑的足迹走去，这些野兽指引着他们去寻找新的家园。

在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我询问米勒教授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灵魂饭，这是黑人特有的料理，仅仅在词语上就深深地吸引了我。就像印第安人相信万物都有灵魂，非洲的黑人同样热情地讨论着灵魂，他们甚至能够分辨出灵魂的颜色，他们相信是和他们的皮肤一样的黑色。这是苦难和悲伤带来的信念，在华盛顿的一个黑人社区，阿娜卡斯蒂亚社区，我看到了一幅耶稣受难的画像，这个被绑在十字架上睁大了怜悯的眼睛的耶稣，并不是一个白人，他有着黑色的皮肤。

米勒告诉我，这样的料理具有浓郁的文化特征，是黑人在悲惨的奴隶贸易中自我意识的发展。灵魂饭的料理方式来自于非洲以及美国南方黑奴的文化根源，同时又是他们被奴役时缺乏营养的现实。米勒反复告诉我，一定要品尝两种灵魂饭，一种是红薯，另一种叫绿。当我们分手的时候，他再一次嘱咐我，别忘了红薯和绿。

我在阿娜卡斯蒂亚社区的一家著名的灵魂饭餐馆，第一次品尝了黑人的灵魂饭。可能是饮食习惯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很难接受灵魂饭的料理方式，可是米勒教授推荐的红薯和绿，却让我终生难忘。那一道红薯是我吃到的红薯里最为香甜的，确切地说应该是红薯泥，热气蒸腾，将叉子伸进去搅拌的时候可以感受着红薯的细腻，尤其是它的甜，那种一下子就占满了口腔的甜，令人惊奇。另一道绿显然是腌制的蔬菜，剁碎之后的腌制，可是它却有着新鲜蔬菜的鲜美，而且它的颜色十分地翠绿，仿佛刚刚生长出来似的。

后来我在几个黑人家中做客时，都吃到了红薯和绿。在过去贫穷和被奴役的时代，灵魂饭是黑人在新年和圣诞节时才可以吃到，现在它已经出现在黑人平时的餐桌上。然而灵魂饭自身的经历恰恰是黑人作为奴隶的历史，它的存在意味着历史的存在。欧洲人的压迫，事实上剥夺了非洲人后裔的人类权益，美国的绝大多数黑人现在连自己原来的祖国都不知道，他们不再讲自己祖先的语言，他们放弃了原来的宗教，忘记了非洲故乡的民情。于是这时候的灵魂饭，就像乌斯曼·谢姆宾（Ousmane Sembene，1923～2007）的声音——

今天，奴隶船这种令人望而生畏和生离死别的幽灵已不再来缠磨我们非洲。

戴上镣铐的兄弟们的痛苦哀鸣也不会再来打破海岸炎热的寂静。

但是，往日苦难时代的号哭与呻吟却永远回响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