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因为我们还有舒和兄妹。

与舒和兄妹有关，有几个人值得一说。

首先就是他们的父母。我觉得他们特别伟大。舒和兄妹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个Zivil Courage的例子。1942年，希特勒的战争机器还在节节胜利向前，绝大多数德国人都还沉浸在“德意志帝国”的狂热之中，他就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称希特勒为“那个抓老鼠的”，并因“攻击伟大领袖”而被判入狱。

白发人送黑发人，古今中外皆为人生大忌，遑论同时失去两个子女。世上百分之九十九的父母遇到这种事情一定早就哭得神志不清、眼若桃花了，可他们连一滴眼泪都没掉。只有与慷慨赴死的儿女具有同样坚定的信仰，才能做到这一点。想想舒和兄妹那伟大的母亲吧！再想想他们的父亲对汉斯说的最后两句话：“你们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上天自有公理在。”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说过：有其子必有其父。我的这句话在舒和兄妹身上找到了佐证。如果你有大英雄的儿女，你要想想你的言行是否配得上他们！舒和兄妹的父母与他们堪称绝配！

我第二个关心的就是宣判舒和兄妹死刑的法官。

纳粹的本质规定了他们只能是恶魔而不可能是上帝，所以“上天自有公理在”。纳粹向来宣扬他们的法西斯德国是“真正的法制国家”。一个法制国家最后的道德底线，是法官在神圣的法庭上作出的判决能经得住一千年法律和社会伦理的检验。然而，这道判决下达不过三五年，这些法官就统统作为被告登上了道德法庭。舒和兄妹虽然死了，但真正名誉扫地的却是这些当初神气活现地站在法庭上判处他们死刑的法官。我非常遗憾没有找到这些法官的下落，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正受到了应得的审判。如果真上了审判台，他们会怎么说呢？一定会争先恐后地把自己描绘成“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的可怜虫吧？

历史证明，神气活现的助纣为虐者，最后多半都会沦为不折不扣的可怜虫。

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雅可布·施米德（Jakob Schmied），慕尼黑大学的看门人。1943年2月18日，当天上纷纷扬扬地飘下瑞雪样的传单时，是他头一个冲上屋顶抓住了舒和兄妹，当时他们包里还有大量未散发的传单，所以不仅被抓了个现行，而且铁证如山。后来坚决把他们交给警察的，也是这个施米德。舒和兄妹这么快就被判处死刑，跟我们亲爱的施米德立场坚定、反应敏锐、人证皆获有决定性关系。

我想舒和兄妹是不会怪他的。他们一定会宽恕他。说到底他不过是纳粹法西斯教育的一个其实根本不值一提的牺牲品。我甚至没有找到文字证明他因为这个案件得到了纳粹哪怕一个马克的奖赏。也许他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应尽的义务”吧？但我想，当纳粹的暴政成为过去，当自由的阳光普照德国大地，当施米德终于意识到正是自己亲手谋杀了德意志社会的良心，他还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吗？他是否也会“暗夜难眠”？他是否会忏悔？可惜我没有找到关于施米德下落的文章。但我会继续找下去。

还有被舒和兄妹案株连的那八十多人。他们或者是活动小组的中坚，或者是外围，有的甚至只不过是熟人而已。这些人都被逮捕、被严刑拷打、被判处徒刑，有些人也被处死。然而我没有找到任何文字说明他们中有人曾经反咬舒和兄妹一口以图减轻自己的痛苦。他们的名字虽然并没有像舒和兄妹那样在每一个重要的场合都被人提起，但他们却与舒和兄妹一样，是当代繁荣富强的德国不可或缺的那块基石。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同样是德国历史上永不湮灭的珍宝。

我们身处的社会人欲横流，所以速食文化大行其道，所谓“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句话拿来指导年轻人闹恋爱，还可聊以敷衍，如果拿它来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可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不信者参见希特勒的下场。

可现代社会又是高智商的，它轻易看透了自己“疏影横斜水清浅”的小家碧玉形象；这个社会更是明智的，它十分清楚自己绝对无力超越自己的浅薄，就像我们不能跳过我们自己的光影。缺什么补什么，所以这个社会就特别喜欢谈论“永远”：永远的潘玉良、永远的罗大佑、永远的张爱玲、永远的F4……

永远到底有多远？

永远近在眼前。

永远就是你把历史切成无限小的横截面，在每一个横截面上你仍然能找到它鲜活的存在。

永远就是没有任何功利所在而为人民世世代代心口相传。

永远，说穿了就是活在人民的心中和口中。

忘了告诉你舒和兄妹反法西斯小组那个美丽的名字：白玫瑰。

我那天晚上狂热地参加了评选的整个过程，并且不惜手机投票花欧元的巨大破费哆嗦着手反复参加了投票。我不仅投了舒和兄妹一票，而且还投了歌德、马克思、路德和爱因斯坦一票（规定可以重复投票，但不能投同一个人两票）。舒和兄妹最后得了五百万票，相对总人口只有九千万左右的德国来说，这是一个大得惊人的电视观众比例。

所以，我的这一票对他们是否当选根本就不重要。

然而，这一票对我却很重要。因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热情、执著、信仰、不畏强暴、视死如归……关键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Zivil Courage。

以他们的岁数，如果他们活在今天，他们很可能就是我的学生。

然而我真诚地认为我应当拜他们为师。

两千多年以前，韩愈写过一篇《师说》。他把老师依不同的标准分为三等：授业、解惑、传道。

舒和兄妹于我而言是最高标准的老师：传道。

我投出的这一票就是我自己的白玫瑰。

永远的白玫瑰。

这六个中文字标志着白玫瑰也将永远活在中国。

还忘了告诉你，怯懦的纳粹是怎样谋杀舒和兄妹的。

他们是在断头台上被斩首处死的。真真正正的抛头颅洒热血。

他们是为世界上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而死的。不论肤色，不论种族。

看着他们青春而高贵的头颅随着黑亮的铡刀落下而死不瞑目地在永恒中轻舞飞扬，看着他们炽热殷红的鲜血在阳光中一路洒满历史，四十一岁的我眼中溅满了1943年的泪。

2月22日，那是个春天触手可及的日子。

那是我还远未出生的年代。

然而我知道，他们是为我而死的。

（《当代》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