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即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成立,他被任命为副院长。11月16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派人到程家送来工资。他附上一封亲笔信,以为抗美援朝捐献现金购买武器为由,婉拒官方所发工资。这里,我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程砚秋到1958年去世,没拿官方一分钱的俸禄,他始终在吃戏饭,从根本上守着一个艺人的本分。梅兰芳也是这样。
1953年4月,他参加了对全国戏曲的情况调查。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说自己这两年来考察的戏曲仅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单就这一部分遗产的丰富性而言,就足以惊人和宝贵。可是“就在我们访问中间,也常常有些种戏曲,是仅仅存留着名目,声音、形象早已看不到、听不见了。推求他们没落的原因,多半是由于离开了民间基础……”对戏曲改革问题,程砚秋有着许多看法,提出了许多意见,或口头或书面地做了表达。他的表达,至今感动着我!因为包括周扬在内的文化行政官员在艺人面前一向神气十足,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和征服力。一个唱戏的,除了自己熟知的“唱念做打”、“西皮二黄”,就只配被宣布为“落后思想”与“旧习气”的代表。他们只能战战兢兢地面对党的文艺领导干部,只能俯首帖耳、恭敬从命而毫无作为。其实艺人心里也不服,有时也想有一番反驳,但拿什么反驳呢?没理论,没文化,也没资格。一些名伶虽有些文化,但过去的演艺生涯使他们或是被迫或是主动地结交了国民党政府的要人、资本家乃至汉奸。带着这样的“历史污点”,这些大角儿为了避免严遭惩处,只有更加靠拢政府,哪儿还敢站出来对戏改工作说三道四呢。在当时的强大压力下,连梅兰芳这样最有资格讲话的人都知趣地放弃了话语权——当我们弄清楚这样一个背景,再来阅读程砚秋关于戏曲改革的文章、发言和书信,就势必感受到它非同小可的意义。
1949年以后,不管程砚秋在政治上怎样积极,不管他与周恩来、贺龙、陈毅以及周扬等高官在私人交往上保持着怎样的良好关系,但在中共的文艺政策面前,他的上百个剧目,却被一一停演。1953年5月13日中央文化部《关于中国戏曲研究院1953年度上演剧目、整理与创作改编的通知》中所准许上演的194个剧目里,程派戏只有《文姬归汉》、《朱痕记》、《窦娥冤》、《审头刺汤》四个,新排的《祝英台》也未纳入上演计划。自己交给戏曲研究院的修改本也是迟迟不复。程砚秋极为不满,并委屈地说:“我是一直拥护戏曲改革的呀!”
而围绕着一出《锁麟囊》上演的曲折经历,使他渐渐懂得:虽然本人获得很高的政治待遇,但自己的实际作用在缩小。角儿的核心地位已彻底颠覆,戏班内部秩序也完全打乱。在“政治性、思想性第一”的前提下,戏剧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演员的表演水准都成了次要因素。自己呕心沥血弄出来的佳作,在红色政权眼里可能就不是什么好戏;即使是有成就的艺术家,也不是想唱什么就可以唱什么了。而失去了对剧团、剧目的支配选择权,也就意味着失去对自己的支配选择权。1957年春,在中央文化部整风大会上,程砚秋发言批评文化部原来的戏曲改进局(简称戏改局)禁戏太多,使各地方剧团几乎无戏可演,一时又创作不出新戏来,以致影响了只会演老戏的演员生活。他的情绪激动起来,气愤地说:“戏改局不如改为戏宰局。”这使田汉等人大为光火。
程砚秋原本是主张戏曲改革并想有所作为的,但在现实面前,他似乎意识到自己也已被这场戏改运动吞没。戏改吞没的,不仅是一个程砚秋。五十年来,中国戏曲改革或左或右,或急或缓,或温和或激烈,对它的得失成败之评估却给后人留下一个长久的话题——长久到戏曲自身被这种改革吞没的那一刻。
一言难尽的《锁麟囊》
《锁麟囊》是集程派艺术之大成的剧目,它通过一个女子薛湘灵由富而穷的生活变迁,生动描述了社会的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这个戏酝酿很久了:自1937年起,程砚秋就与剧作家翁偶虹先生切磋剧本。编剧技巧也试用了许多,什么烘云托月法、背面敷粉法、帏灯匣剑法、草蛇灰线法,为的是取得舞台最好的艺术效果。剧本创作的过程也是唱腔产生的过程,因为他们深知中国艺术的韵味和文化的境界都在一唱一做之间,且只能用濡沫人情去体会。而许多的演唱和细节,最后都要提炼为一种“诗意的存在”。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到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的表演,无一不是守护着这份“诗意的存在”,挥洒着可感可知的历史文化情调。为《锁麟囊》设计安排唱腔,化去了程砚秋整整一年的时间,真可谓殚精竭虑。他每编出一段都要唱给翁偶虹听,并就正于王瑶卿。一般来说,京剧唱词都是很规整的七字句(七个字一句)或十字句(十个字一句),但程砚秋要求剧作者写长短句,说:“请您费点笔墨,多写些长短句,我也好因字行腔。”翁偶虹当然照办,比如薛湘灵有这样两句唱词:“在轿中只觉得天昏地暗,耳边厢,风声断,雨声喧,雷声乱,乐声阑珊,人声呐喊,都道是大雨倾天。”“轿中人,必定有一腔幽怨,她泪自弹,声续断,似杜鹃,啼别院,巴峡哀猿,动人心弦,好不惨然。”这种句式,在传统京剧里是根本没有的。而程砚秋就依据这样的文学描述和人物需要,创造出抑扬错落、疾徐有致的新腔,并把唱腔和身段融合在一起,使程式化表演装满了真实的人间情感和惊人美感。
1940年4月《锁麟囊》在上海黄金大戏院首演,雅致独特的声腔艺术,人人可体味而又体味不尽的世态炎凉,带着几分温暖惆怅,一下子抓住上海观众的心。舞台上站着的名丑刘斌昆,听着听着差点儿把自己的台词都忘了。连演十场,十场皆满。到了第十一天,改演《玉堂春》,可观众不答应。再演《锁麟囊》的时候,就出现了程砚秋领唱、大家合唱的动人情景。可是到了1949年以后,这个戏一直就未能获得审查通过。1955年4~5月间,《戏剧报》在《反对黄色戏曲和下流表演》大标题下,提到了《锁麟囊》,说它是“宣扬缓和阶级矛盾及向地主‘报恩’的反动思想的剧本,程砚秋先生已经暂停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