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君的《亲爱的深圳》，对城市的打工生活的表达达到了新的深度。一对到深圳打工的青年夫妻——李水库和程小桂，既不能公开自己的夫妻关系，也不能有正当的夫妻生活。在亲爱的深圳——到处是灯红酒绿、红尘滚滚的新兴都市，他们的夫妻关系和夫妻生活却被自己主动删除了。如果他们承认了这种关系，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失去眼下的工作。都市规则或资本家的规则是资本高于一切，人性的正当需要并不在他们的规则之中。李水库千里寻妻滞留深圳，程小桂隐匿夫妻关系求人让李水库做了保安。于是，这对夫妻的合法“关系”就被都市的现代“关系”替代或覆盖了。在过去的底层写作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物资生存的困难，是关于“活下去”的要求。在《亲爱的深圳》中，作家深入到了一个更为具体和细微的方面，是对人的基本生理要求被剥夺过程的书写。它不那么惨烈，但却更非人性。当然，事情远不止这样简单，李水库在深圳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有机会接触了脱胎换骨、面目一新的女经理张曼丽。李水库接触张曼丽的过程和对她的欲望想象，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农民文化和心理的复杂性。这一揭示延续了《阿Q正传》、《陈奂生上城》的传统，并赋予了当代性特征。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李水库还是程小桂，尽管在城市里心灵已伤痕累累，力不从心，但他们很难再回到贫困的家乡——这就是“现代”的魔力：它不适于所有的人，但所有的人一旦遭遇了“现代”，就不再有归期。这如同中国遭遇了现代性一样，尽管是“与魔共舞”，却不得不难解难分。

晓航的《一张桌子的社会几何原理》，是我所见到的最具城市意味的小说。许多年来，我们还没有整合出被普遍认同的城市文化经验。但晓航的这篇作品，却一眼可以读出当下都市的味道：虽然情节或人物都略显夸张——“未来学家”谢斌、手机制造商宋城，都是出色的幻想型演说家。但鼓动舆论的力量、出色的狂热分子的言辞，总会平息更多的“群氓之族”的冲动情绪，足以让他们销声匿迹、形销神灭。对“未来”怀有期待的“理想主义者”，对那些乌托邦的鼓噪者真诚地着迷，对与未来有关的人与事都兴致盎然。“每个人都有乌托邦梦想，这是人类的一大特点，是中性的。但是这个特点不能被无限放大，特别是不能把单纯的想象直接放到社会实践层面来无限制地执行，那会造成一种整体的疯狂”。小说在揭示现代生活纷乱迷离无从把握的同时，塑造了一群现代病患者。小说在理性与感性的缝隙游刃有余，既是一出生动幽默的情景剧，也是一出苍凉迷茫的悲剧。在整体构思和语言上，晓航的小说如在空中飞翔，上下翻飞又气象万千。晓航书写的城市文化经验在当下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