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人民性

文学的新人民性是一个与人民性既有关系又不相同的概念。人民性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俄国诗人、批评家维亚捷姆斯基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就使用了这一概念，普希金也曾讨论过文学的人民性问题。但这一概念的确切内涵，是由别林斯基表达的。它既不同于民族性，也不同于“官方的人民性”。它的确切内涵是表达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民众或阶层的利益、情感和要求，并且以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方式彰显人民的高尚、伟大或诗意。应该说，来自于俄国的人民性概念，有鲜明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此后，在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以及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家那里，对人民性的阐释，都与民粹主义思想有程度不同的关联。我这里所说的“新人民性”，是指文学不仅应该表达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同时也要真实地表达或反映底层人民存在的问题。在揭示底层生活真相的同时，也要展开理性的社会批判。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民主，是“新人民性文学”的最高正义。在实现社会批判的同时，也要无情地批判底层民众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层的陷落”。因此，“新人民性文学”是一个与现代启蒙主义思潮有关的概念。

陈应松多年来深居简出，往返于神农架山区。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松鸦为什么鸣叫》、《望粮山》、《豹子最后的舞蹈》、《马斯岭血案》、《太平狗》等作品，以绝对和极端的方式书写了苦难的凄绝。《豹子最后的舞蹈》中，孤独地行走于山中的豹子，几乎没有藏身之地，笼罩在豹子周围的是一种灭顶的绝望。豹子的苦难可以找到施加的对象，但如同豹子般绝望的人物伯纬，也在最后地舞蹈，而他却找不到施加的对象在哪里。能把苦难写到这样的绝对和极致，是陈应松小说的力量所在。

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以及在文学界引发的争论，是文学创作和批评介入公共事务的典型事件。争论仍在继续，创作亦未终止。曹征路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关注已久。二〇〇五年，他的《那儿》轰动一时。《那儿》是一部正面反映国企改革的力作。它的主旨不是歌颂国企改革的伟大成就，而是意在检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国有资产的流失、工人生活的艰窘、工人捍卫工厂的大义凛然和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热爱与担忧，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旋律。当然，小说没有固守在“阶级”的观念上一味地为传统工人辩护，而是通过工会主席为拯救工厂上访告状、集资受骗，最后无法向工人交代而用气锤砸碎自己的头颅，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朱主席站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一方面，他向着过去，试图挽留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以朴素的情感为工人群体代言并身体力行；一方面，他没有能力面对日趋复杂的当下生活和“潜规则”。传统的工人阶级在这个时代已经力不从心、无所作为。小说中那个被命名为“罗蒂”的狗，是一个重要的隐喻，它的无限忠诚并没有换来朱主席的爱怜，它的被驱赶和千里寻家的故事，感人至深，但它仍然不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命运。“罗蒂”预示的朱主席的命运，可能就是当下书写这类题材最具文学性和思想深刻性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