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过程很容易，”戈特曼说，“我昨天刚看过一盘录像。女方说：‘我们是在周末滑雪时相遇的，他当时和他几个朋友在一起，我有点儿喜欢他。我们本来约好一起出去，但他喝多了，就直接回家睡觉去了，害我苦等了3个小时。我把他弄醒后告诉他，我不希望受到这种待遇，还说他不是个好人。然后他说：嗯，不过，我真是喝多了。’”初次见面时，两人的沟通方式就有很大的问题，而且很遗憾，这一模式充斥了两人恋爱的始终。戈特曼接着说：“作出分析其实并不太难。刚开始进行这些访谈实验的时候，我还想过，要是实验对象接受访谈时恰好心情很糟怎么办，但实际得出的预测结果还是准确得令人惊讶。而且，就算再追加一次访谈，你所观察到的模式还是一模一样的。”

在摩尔斯电码中，有一种人称“笔迹”（fist）的东西。理解了笔迹的含义，我们就能通过类比来弄懂戈特曼所说的话了。摩尔斯电码由点和划组成，每种点与划都有其指定的长度，但却从未有人能不差毫厘地遵循这些长度。当电报员发送信号——尤其是在使用人称“平键”（straight key）或“甲虫”（the bug）的老式手动机型时，每个人使用的字距、点划长度都有所不同，组合点划、字距的模式也因人而异。摩尔斯电码就像说话一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

“二战”期间，英军召集了几千名所谓的信号侦听员，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女性。这些人的任务，就是夜以继日地收听德军部队的广播。当然，德军在广播中使用的是电码，因此，至少在战争伊始的一段时间内，英军一直无法弄懂敌军在说什么。但这也无妨，因为没过多久，仅靠听取信号的节奏，英军就逐渐吃透了每个德军电报员的笔迹。通过这种方式，英军得到了与广播内容近乎同等重要的情报——即发送电码的人是谁。“如果你针对某些信号听一段时间，那么你就能慢慢辨别出，比如说，这一个小组由3或4名电报员组成，他们轮班工作，并且每人都各有特点，”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奈杰尔·韦斯特（Nigel West）如是说道，“而且，信号中总会出现与正题无关的开场白，以及不符规定的对话内容。比如说，你今天好吗？女朋友怎么样了？慕尼黑的天气如何？然后，你便可以填写一张小卡片，记下所有诸如此类的讯息内容，不出多久，你就从一定程度上认识那位发信号的人了。”

信号侦听员们给监听对象取了名字，对他们的笔迹和风格作出描述，并汇总成监听对象性格特征的详实资料。在辨认出信号发送者的身份后，侦听员便会对信号进行定位。如此一来，英方便获取到了更多的信息：即人物以及地点。韦斯特继续说道：“信号侦听员对德军无线电报员所发信号的特征了如指掌，简直可以在全欧洲范围内对他们进行‘如影随形’的跟踪了。”这对编组作战序列可谓至关重要。所谓作战序列，就是由敌军各部在根据地的活动和位置组成的示意图。因此，假如一名从属于某部的无线电报员先是从佛罗伦萨发送电波，而3周之后你又发现了这名电报员，但此时的他身在奥地利的林茨，那么你就可以推测出，他从属的部队已经从意大利北部转移到了东部前线地带。再比如，你知道某电报员从属于一个坦克修理大队，并且总在每天的12点钟发射信号，但一场大战过后，他在中午12点、下午4点以及晚上7点都发射了信号，那么你便可由此推出，他所属部队的活动变得频繁了。如果长官在危急关头问你：“你敢打包票Luftwaffe Fliegerkorps（德军空军中队）现位于托布鲁克边境，而非意大利吗？”你就可以回答：“是的，因为那个人是奥斯卡，我们百分之百确定。”

笔迹是在自然而然之间流露的，这一点至关重要。无线电报员们并没有费尽心机地让自己的信号独一无二。这种独一无二是无须刻意的，因为在使用摩尔斯电码时，电码发送者的一些性格特征会顺其自然地显现出来。另外，即使是从摩尔斯电码最小的组成单元中，我们也能捕捉到笔迹的影子。我们只需听取几个代码，便能够识别发信人的特征，此特征并不会随段落的不同而改变或消失，亦不会只在某个词句或短语中才有所显现。正因如此，英军的信号侦听员只需听取几段信号，便能肯定无疑地判断：“这个人是奥斯卡，由此可以推出，他的部队现在的确在托布鲁克边境。”每位电报员的笔迹是始终如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