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场的崩溃的确令人痛心。这场危机究竟能造成什么后果？当前的经济机制还能支撑多长时间？这两个问题都难以回答。如果让我任选其一作答的话，我认为相比之下，第一个问题反而要简单些。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

这场灾难起始于对经济自由主义乌托邦的迷信，人们天真地认为能在全球建立起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19世纪中叶，英国进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社会组织体系改革实验，目的是将经济生活从社会政治体系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改革取得了成功，新的自由市场机制得以建立，进而摧毁了更多几个世纪以来根植于英国传统社会的旧市场。自由市场创建出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所有的商品，包括劳务都可以在不用考虑社会影响力的基础上自由交换，而不像过去，市场被牢牢限定在社会组织框架内，受到许多管理规章的制约。经济生活总是受缚于保持社会凝聚力的需要。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这次改革尝试就是要根除旧的市场体系，建立起灵活反映社会需求的自由独立市场机制，这一进程即被称做“大转型”。

现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经济机构也在推动类似的转型，将其作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使命。为成功实现目标，这些组织在世界最后一个伟大的高举启蒙运动旗帜的国家—美国的带领下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传承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如托马斯·杰斐逊、汤姆·潘恩、约翰·穆勒、卡尔·马克思等人一直相信未来世界各国都会接受某种形式的西方价值观和制度，他们认为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现象，而只是走向世界大同的一个阶段。所有这些思想家还号召人类为创建一个单一文明的世界而奋斗，以理性基础上的新型世界共同体代替纷繁芜杂的各国文明。

如上所述，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后一个在启蒙运动理论基础上制定政策的大国，根据“华盛顿共识”的成功经验，美国认为“民主资本主义”不久也会被全世界接受，全球自由市场即将变为现实，以往各国各种各样的经济体制都是多余的，最终都会融入全球统一的自由市场体系之中。

国际组织在这一思想的鼓舞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力图将自由市场强加到所有国家经济体上，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然而这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国际组织的这些政策已经造成许多国家社会混乱、经济滑坡、政局动荡。

在美国，事情同样不妙。自由市场对社会结构造成的潜在破坏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严重，而美国家庭的败落是最为严重的，只有依靠大范围的监禁政策来维持社会秩序。除了俄罗斯，没有哪个发达工业化国家对社会的管制能达到美国这样的程度。先是自由市场，再是家庭和社会团体的颓废，最后只好借助刑法的威慑力保持社会运转，美国社会就这样一步步走向衰亡。

自由市场还削弱和破坏了美国社会凝聚力赖以维持的其他机制，它虽然创造了长久的经济繁荣，但大多数美国人并未从中获益。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水平与拉美国家相似，而高于欧洲国家，这是自由市场机制带来的直接恶果，并且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在美国政治中，自由市场机制仍然神圣不可侵犯，被美国吹嘘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模式，地位不断得到巩固，甚至可与启蒙运动的蓝图交相辉映。

启蒙运动的目标就是建立单一的全球市场，将之视为全球文明的最终模式，这一目标在过去一个世纪不止一次地被不切实际的幻想引入歧途。前苏联就创造了一个与启蒙运动乌托邦媲美的体制，由中央计划代替市场发挥作用。人民付出的代价在这种体制下是难以衡量的，成百上千万的民众在极权政府的统治下、在腐败盛行的社会中、在世界末日般的环境灾难里失去了生命。人民被迫承受所有这些无法估算的痛苦代价以实现政府绘制的美好图景，然而政府所承诺的现代化一直没有到来。在苏联解体时，俄罗斯在某些方面比沙皇时代末期还要远离现代化。

全球自由市场的乌托邦实践也让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球环境也因此进一步恶化。即便全球自由市场与任何形式的计划经济都不可调和，但它们还是有共同点，所有这些乌托邦主义的相似之处在于基础层面上的趋同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无论在所信奉的主义还是实践效率方面，无论在漠视历史的不羁心态，还是在对贫困和死亡的轻蔑态度方面，乌托邦主义者表现出相同的理性主义狂妄和文化帝国主义心态，这也是启蒙主义运动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

全球自由市场预先假定经济现代化意味着同一事物放之四海而皆准。它将经济全球化解释为工业生产在全世界相互联系的市场经济体间扩散传播，而美国自由市场这一独步天下的西方资本主义形式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先进地位。

然而，我们这一时代真实的历史走向了上述观点的反面，经济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在全世界复制美国自由市场体制，反而与之相抵触，产生出许多具有本土色彩的资本主义类型，与西方模式几乎毫无关联。

东亚地区市场经济类型的国别差异就很大，中国和日本展现出不同的形式。同样，俄罗斯与中国也有本质不同。所有这些经济类型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不以任何西方模式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