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的真正建立并不表明西方价值观和制度已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而是意味着西方主导全球时代的结束。英国、西欧和北美的原创现代经济模式并没有成为全球市场中诸多新型资本主义发展的样板。许多国家试图重新焕发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市场机制的光彩，但它们据此制定的经济政策并不能保证本国现代化进程的可持续性。

当代单一全球市场的乌托邦理念认为美国自由市场模式将使各国经济获得生机和活力。但不要忘记，在美国，自由市场机制也有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它打断了自由资本主义进程，后者建立在罗斯福新政的基础上，是战后美国经济繁荣的保障。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只是个缩影，事实上，无论在任何后现代国家推行不受约束的市场机制，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模式。

中国孕育出新型发展模式，伴随海外华人的流动向世界扩散，在俄罗斯，苏联解体并没有带来自由市场机制的建立，相反，却出现了无政府资本主义混乱发展的局面。

全球经济的增长同样没有促进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及。俄罗斯创建了“混血”的民主政府形式，强势总统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拒绝采用盛行的自由民主机制，从而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成功地保持了社会凝聚力。

“民主资本主义”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单一模式，世界经济已催生出各种资本主义类型，成为新型发展模式。目前陷入重建边缘的全球经济不能够保证自由市场机制的未来，它会引发残存的社会市场经济体与自由市场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前者在这场竞争中必须彻底改革，否则将被摧毁。但荒谬的是自由市场经济体也不会成为这场竞争的胜利者，因为它们也将在竞争中被前所未有地改变。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推行自由市场制度的政府在很多方面都没能实现目标。英国在撒切尔规则实施了18年后，税负和政府开支依然等同甚至超过1979年工党下台时的水平。

推行自由市场制度的政府将其政策模型建立在19世纪中叶盛行的放任主义理论基础上，那时的政府声称不会干预经济生活。实际上，所谓的放任主义经济（即不受政府和社会调控的市场发展机制）是不能够被重新启用的。即便在其全盛时期，放任主义也只是个错误的称谓，它实际上是由政府强制力创造的，且在运行的各个方面都依赖政府权力做后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最极端的自由市场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它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其中包括对个人自由的需求。

即便在维多利亚全盛时期，由于未能缩减政府规模和健全支撑自由市场运行的社会制度，英国推行的自由市场政策使社会各阶层收入、财富分配、工作机会、生活质量等的差距不断扩大，堪与19世纪中叶广大贫穷国家社会不平等状态相提并论。

19世纪英国自由市场制度对社会机制和公民福利的破坏引发了政治反对浪潮，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大量的立法应时而生，用以限制自由市场的行为方式，从而抑制了其对社会机制和公民权利的冲击。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放任主义实践证明，稳定的社会和不受约束的市场无法长期和谐共存。

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放任主义短暂实践前后都实行市场经济，在每个时期市场都处于政府调控之下，以限制其对社会稳定的不良影响。因此，只有19世纪中叶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实行放任主义的时代，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自由市场才短暂地居于主导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一系列渐进改革的产物，而是世界各国社会、政治、军事大冲突的结果。在英国，凯恩斯主义和贝弗里奇的解决方案之所以可行，就是因为这个经受战火洗礼的国家的社会结构与战前相比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19世纪的英国，自由市场未能满足人们对经济安全的需求。在20世纪，国际自由经济秩序被战争和30年代的独裁粗暴地颠覆了，而这一灾难恰恰成为战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20世纪30年代，自由市场即被认为是本质上不稳定的制度，存在人类设计加工缺陷，最终会引发混乱和失败。当今时代全球自由市场的历史进程不可能与往日有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