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桑普森出版了一部广受赞誉的著作《谁在管理这片地方？》（Who Runs This Place？）。他撰写此书的动力来自一个简单的问题：“谁应该对谁负责？目的何在？”在书中，桑普森为我们手绘了一幅关于英国“权势集团”的“维恩图解”①，揭示出权力机构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而对公益缺乏明确清晰的目标。这幅图景展现了英国的众生相，涉及首相、会计师、养老金、君主制、企业、游说人员、富人、贵族、外交家、情报、财富、议会、学术界、教堂、政党、律师、军事、保险业、电视、编辑、工会等。

桑普森对英国的民主忧心忡忡，而在国际关系中，“民主”根本不存在。今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看到的是，当权者、公司、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及拥有超级影响力的个人之间为获得权力和合法性而进行无休止的竞争，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一己私利。从经济民族主义者到四处搜寻资源的公司，再到宗教激进分子，所有人都只盯着自己的利益。利益集团不再是一些“真实”政治边缘无关重要的小角色，而本身就是政治的组成部分，对它们有一个绝佳的术语称谓，即：渊薮①（mosh pit）。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雄心壮志常常阻碍我们认清现实。诸如“气候”和“经济”之类的问题本质上是“系统性”问题，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冲击力。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了宏伟神奇的“良方”，比如“美国必须负起领导责任”或“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但是既然当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统治世界，那也就没有一个组织能够管理世界。一些专家献计献策，试图“校正”这个世界，但他们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制度的乌托邦方案不仅在理论上乏善可陈，在实践中也寸步难行。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观点呼吁通过众多全球范围内的“大妥协”来“拯救”世界，但是管理世界的任务不可能通过达成一份协议就能完成。

如何管理世界？如果用一个词回答，那就是“外交”。我们只有尽力去改良外交方案，才能更好地管理这个世界。

外交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职业，它同最古老的职业一样都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在古代苏美尔城邦中，外交是国王之间传递神的旨意的方式。但正如我们从“阿马尔那泥板书信”（公元前2世纪用阿卡德语书写在泥板上的一组楔形文字）中了解的信息，外交同时也是商人和大使之间一套复杂精密的行为代码，而拥有这两种身份的常常是同一个人。阿马尔那格言这样说道：“如果金银财宝取之不竭，国王之间就会如同兄弟一样，结为盟友，保持和平，彼此善言相待。”在雅典时期，外交是关于贸易交往和政治对话的一套健全机制，甚至产生了首个“奥林匹克休战”这样的特殊约定。拜占庭帝国将外交诡变提升至优雅艺术的高度，他们特意安排富丽堂皇的房间接待外国官员，使之无法观察到帝国内部已出现的腐朽状况。通过这种策略，拜占庭帝国弥补了国家实力的不足，使帝国苟延残喘了400年时间。欧洲的威尼斯城邦发扬了拜占庭帝国的外交风格，他们派出的外交间谍不断从国外传回密码信息，这些信息对于威尼斯制定针对其竞争对手热那亚和米兰城邦的外交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有助于侵蚀教皇的权力。在16世纪早期外交斗争汹涌澎湃的年代，马基雅维利撰写了《君主论》一书，强调治国政略要融合外交和战争的艺术。在此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法国富有传奇色彩的贵族黎塞留建立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外交部，同时，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开始发挥庞大的公共代理机构的作用，为帝国扩张打前站，力图通过强制力创造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的国际社会。奥斯曼帝国、中国、日本和俄国都被卷入了全球外交网络。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惊叹西方主导的战争、技术和外交“真正把全世界所有适于居住和可以通达的地方连为一体”。从1814年的维也纳到1919年的巴黎，外交一直在一小撮白人集团瓜分世界的特殊氛围下进行，成为傲慢的、带有浓重口音的政治家在秘密会客厅里上演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