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起，外交家就担负起协商谈判如何管理世界的任务。外交依旧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宣称战争不过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相比之下，用波斯尼亚学者和外交家德拉任·皮哈尔的话来说，外交可能扮演着“通过商谈避免我们拔剑相向”的重要角色。但是，从巴比伦王国到拿破仑时期，再到斯大林时代，战争和外交常常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外交把战争当做施加威胁的手段，战争也把外交当做争取时间的途径。美国在1990年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时通过外交努力建立起一个广泛的联盟（其中甚至包括一些阿拉伯国家），但在2003年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时却无法达到同样的目标。因此，外交甚至会成为“反外交”的一部分。

如今这种趋势比以往更明显。在当今时代，我们已看到，美国不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世界，而只能通过与诸国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军事手段或许能赢得一些战役，却无法赢得整个战争；现有机制已远远不能应对全球范围内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当把外交作为处理所有问题的优先手段。

人类从弓箭时代进入到机器人和激光时代，从野战军厮杀的历史进入到网络对抗的新纪元。毫无疑问，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武器和战争的形态，这是我们的共识，但我们常常忽视了外交在此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改变。200多年前，托马斯· 杰斐逊这样说道：“我们已经有两年没有得到驻西班牙大使的消息了，如果今年他还没有消息，我们应该给他写一封信。”当19世纪中叶帕默斯顿勋爵收到英国政府第一份外交电报时，他宣告：“外交从此结束了。”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评论称，通过订阅《纽约时报》，他能代替整个外交部的工作，因为《纽约时报》记者提供的信息可能比大使馆的电报还要好。当今通信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外交正面临与纸质媒体相同的命运：不断沉沦，被推向灭亡的边缘。但这同时也提醒我们，媒体和外交是多么重要。

技术进步、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人权等道德层面议事日程的加入，使得外交游戏中的玩家激增。今日的外交几乎无处不在。全世界大约有200个国家相互建立了外交关系，将近有10万个跨国公司时常与政府或在彼此之间展开谈判，至少有5万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就国际法和国际条约进行磋商，并深入到冲突地区为当地政权和人民提供援助。所有这些行为体都能充分行使职权，不管是通过金钱、专业知识和技能，还是固有的身份地位，因而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外交也进入了虚拟空间：瑞典、巴西和其他一些国家已在“第二人生”①（Universe of Second Life）游戏软件中开放了虚拟领事馆，在那里，美国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格拉斯曼与埃及的博客网友展开辩论。参议员约翰·克里甚至提议创建网络大使。现在，谷歌公司与美国国防部研究和发展机构“高级研究规划局”已经联合开发出手持通用翻译设备，凭借这种设备，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外交家。

在这种背景下，外交的六要素—谁？做什么？何时？何地？为什么？怎样做？—都被扔进了不稳定的旋涡之中。这是一件好事，能够让我们退一步认真思索：我们竭尽全力去管理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既然外交和历史本身同样古老，那么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让我们开启认知新世界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