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是新中世纪时代

在纽约东部，坐落着联合国一幢平滑如镜的塔楼，看上去非常整洁。这里设有安全和人权理事会、社会发展及建设和平委员会、妇女地位委员会、环境规划署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把全球问题分门别类，置于自己的管理范围内。但是，这个不得不迎合疆界分明的主权国家利益的组织如何能解决不分疆界的全球性难题呢？流行性疾病是健康问题还是安全问题，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恐怖主义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在海拔较高地区，全球变暖引发大量有害昆虫侵扰农田，这一问题该由联合国粮农组织或环境规划署负责吗？毫无疑问，人口增长使生态系统不堪重负，同时也加剧了贫困问题；应对上述三方面问题确实需要分别设置单独的办事机构吗？如果有朝一日环境难民突然变得和政治难民一样多，那该怎么办？这又是该谁来管的问题？坐在世界另一端的技术专家治国论者是最不理解这些问题之间联系的群体，而官僚主义不厌其烦地把所有问题拼接在一起，却无法保证任何一个问题能获得足够的资源去解决。事实上，忽视其他领域，我们就不可能在单一领域取得可持续进展：如果不关注人口过剩，就不能成功解决疾病问题；除非腐败得到遏制，否则社会不平等和政权失败的顽症就不能根治；只有在绝大多数人口能够可持续消费的时候，生态多样性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健康、财富和教育的运行轨迹彼此交错，不论是变好还是变坏，都是如此。

但是，国际组织中的许多官僚主义者只热衷于设定目标和建立耗资不菲的新机构，而不愿帮助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法。最近他们再次表现出建立关联性的才能，宣称食品、气候、健康和贫困等所有问题都是“安全”问题，这又是一个筹集资金的伎俩，在实践中必将一无是处。只有“惯性”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机构层出不穷：它们因为存在而存在，而不是因为它们做了什么有用的事。

联合国不是一个超然于地球之上的权威上层建筑，其充其量只是一堆试图托住世界或阻止其坠入深渊的小鹅卵石。当今的国际体系同苏联一样，不是在物理层面上坍塌，而是整个组织的崩溃。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推断，到2025年，再提及单一“国际共同体”将让人感觉非常古怪，认为是弄错了年代。届时不会出现庞大的普世性国家，也不会出现全人类共同的议会机构，美国霸权也不复存在。相反，我们将进入一个分裂的、碎片化的、难以控制的、多极或无极世界。所有这些定语都暗示一个新的时代已初露端倪：新中世纪时代。

1000年以前，也就是前大西洋时代，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和东方并存的时期。在西方，欧洲名义上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下，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广袤且多民族的拜占庭帝国一直与周围邻邦紧张对峙。欧洲的最黑暗年代却是中国和印度的辉煌时期。宋、元以及明朝把中国文化和探索精神推向了最高点。在印度，莫卧儿帝国统治着南亚和中亚，还与东非保持着繁荣的贸易往来。此外，在倭马亚和阿巴斯两代哈里发统治期间，伊斯兰势力发展到鼎盛阶段，疆域从安大路西亚延伸到波斯，名气和声望堪与基督教一比高下。

中世纪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世界体系，欧洲人、中国人及处于两者之间的欧亚大陆居民都在彼此之间建立了直接而持久的联系。踏着十字军东征的足迹，包括阿拉伯的伊本·白图泰和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在内的一批探险家横跨欧亚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使不同文明间更为深刻地感知到对方的伟大。今天众多渴望财富的贸易代表团，从中国无锡的阿拉伯商人到遍布非洲的中国商人，都让人回忆起13世纪在法国香槟地区和中亚撒马尔罕出现的壮观的商队和集市。此外，过去10年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之间寻求妥协的努力也能从13世纪英国哲学家罗杰·培根的观点中找到依据：培根当时就认识到伊斯兰学术成就对西方思想的重要性，呼吁教皇促进宗教间相互学习，而不要发动“十字军东征”。请记住：帝国的边界是“软性”的，而不是“硬性”的，越多的国家崛起，这个世界就会越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