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世纪波罗的海的汉萨同盟一样，当今全球发达城市之间的同盟关系正在形成。它们将动用主权财富基金从西方购买最先进的技术，买下非洲的大片耕地用于种植自己的粮食，通过私人武装和情报机构保护自己的投资。汉堡和迪拜在航运及生命科学研究方面已建立起牢固的伙伴关系，而阿布扎比和新加坡之间也形成了一个新的商业轴心。没有谁还在等待华盛顿的许可，大家都在凭自己的意愿寻找合作伙伴。

我们不仅应该更多地关注城市而不是国家，还必须分清“国家”和“政府”的差异。当前，全球商业的运行法则在与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杠杆较量时，握有制胜的王牌，贸易壁垒的设置也不足以保护本国就业及工业发展，同时，结成网络的社会活动家甚至拥有把政权搞垮的能力。在这一背景下，许多政府充其量只能算做国内优先事务与国际需求之间的过滤器，起不到有效的屏障作用。它们更多地发挥着制定规章的作用，而很少提出限制性附加条款。最优秀的政府有能力广泛而公平地征税，维护有效的司法制度，保护财产权，保卫国家边界，公正执法，保持经济稳定，为一些社会安全网络提供保障。试问，你现在能列举出多少达到上述标准的政府？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反而是越来越多的公民群体、宗教慈善组织和社团正在代替政府提供上述基本公共产品。几乎没有哪国公民还会说“这是政府的工作”，并期待政府把这项工作做好。

在这样一个“碎片化”的世界，我们还能依赖谁分配公益？在14世纪及之后的数百年，佛罗伦萨的梅第奇家族是典型的公私权力集于一身的混合体。该家族产生出三任教皇，建造了金碧辉煌的宫殿，指引艺术发展以塑造公众价值观，并与欧洲所有皇室联姻。如今我们的时代也有一批若明若暗的、与梅第奇家族相似的势力：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寡头控制着克里姆林宫；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和泰国的他信既是亿万富翁，也是国家领导人；波斯湾的王室家族不仅监督着半官方的政府部门，同时也掌控着投资基金的流向。底特律在建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所需资金的绝大部分是由潘世奇公司（Penske Corporation）的首席执行官和底特律红翼冰球队提供的。法国、土耳其、韩国、约旦和其他国家的主要商业活动仍然掌握在大家族的手中，同时，在诸如“青年总裁组织”等商业行会和俱乐部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商人的作用也不可小视。此外，家族企业和小型企业正日益成为世界实体经济的支柱。随着投资银行的萎缩，私人银行业务和理财公司逐渐发展起来。比尔·盖茨、理查德·布兰森、拉丹·塔塔等超级亿万富翁兼慈善家分别出资帮助贫困群体与致命疾病作斗争、在非洲建立学校、治理遭受钢铁工业重污染的城市等。他们代表着所在公司的利益，开展的项目比他们的母国要多得多，成百上千万人受益于他们的善行。他们所管理的没有疆界的王国还在扩大之中。

从宗族到社团，所有曾经在1000年以前在外交活动中有过积极表现的行为体如今又重新活跃起来。“外交”这个词源于希腊语“diploun”，意为“折叠”，指特使在密封金属牌中携带的授权其进入外国领土的折叠文件。今天正当的名片就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商业与外交的密切联系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世纪，各种各样的商人团体既是贸易活动的主力军，也是外交活动的推动力量。他们在欧亚大陆上穿梭往来，翻译各种语言，交换各种货币，买卖不计其数的商品。美国在19世纪末之前的外交活动一直比较稀少，以至于花旗银行和美孚石油公司均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外交团队，深入拉丁美洲和亚洲开展活动。由于担心美国在上述地区陷入使节匮乏的窘境，这些商业集团协助政府出资建立了美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学院：乔治敦大学下属爱德蒙·沃尔什外交学院。该学院设置的“国际商务外交”学科至今仍是十分热门的专业。可以预见，未来超级公司将颁发自己的护照，持此护照的个人或团体将经由事先协商确定的免签通道进入大大小小的国家，这一切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