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对于领土较大的国家，比如加拿大和印度，它们不断发展的商业活动同时也发挥着外交活动的作用，只是这种外交没有正式外交那样考究的礼仪形式罢了。现在的企业与国家一样，都拥有自己的一套发展大战略。军火中间商和石油公司是最明显的例子，向我们绝好地展示了这些经济大使是如何跑遍整个地球搜寻劳动力、燃料、食品和消费者的。世界上排名前100位的经济实体中，有半数都是企业。在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上，企业的临时展馆与国家馆并肩而立，供公众参观。美国彭博资讯公司在全世界拥有成千上万名记者组成的庞大的信息网络，每天报道的信息如潮水般涌向各私有终端。它已不仅仅是令《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加在一起都相形见绌的媒介巨头，还有效扮演着世界上最大的私营情报机构的角色，具有超强的过滤能力，能够帮助客户从数以万计的信息中遴选出自己想要的内容。如今在全球范围，私募股权基金纷纷购入耕地、黄金和其他资源，以此换取进入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机会，成为西方政府的友好中介。国家的正式文件和书面指令充其量只能在供应链、特别经济区域、重建项目等方面发挥效力。政府或许能够尝试着监测和管理企业，但无法控制企业。

此外，“企业公民”一词从前还是新奇的矛盾修饰语，现在已成为一种陈词滥调。如今，无论修建一个机场还是开发一种新药，关注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的企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几乎等同于政府，或者比政府的作用还要大。汇丰银行是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以其在机场登机通道刊登的颇具“视觉值”的多元文化特色广告闻名。该银行在全球83个国家设立了20 000个营业网点，拥有30万名雇员及1.5亿位客户。在这个人们对现金结存和公民身份同等关注的世界上，这样的银行提供的可信赖服务扮演着保障客户生命线的重要角色。秉承米尔顿·弗里德曼式“在商言商”思想的商人们发现，商业活动越来越难以摆脱随之而来的公共责任的约束。他们明白无利可图会导致企业不可能持久，因此不断积极寻求利润可持续化的发展途径。英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要如实汇报其经营活动对社会和环境造成的影响。这说明市场激励机制和政府调节措施是能够齐头并进的，而且不会有错：前者是必不可少的。

技术和金融的迅猛发展撕裂了国家边界和国民身份认同之间的联系。在古代的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商人积极融入外国社会，以便与当地居民建立文化和商业联系。如今，贸易侨民再次成为国际经济和政治联系的重要驱动者，正在显现的“中华文化圈”就是很好的证明，太平洋沿岸地区的5 000万海外华人构筑起这一群落，其势力一直扩展到安哥拉和秘鲁。中国已开始出台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激励机制，吸引海外华人越来越多地向中国大陆地区投资。在印度，有2 000多万的印度人分别聚居在波斯湾、东非、英国。此外，印度侨民在硅谷也形成了“德西”迁徙群体，在当地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赋予了海外侨民选举投票权，11个国家在议会为海外侨民保留了席位。2009年，黎巴嫩流亡国外的政党团体从遥远的加拿大等地赶回来参加议会选举。无论是国外侨民还是跨边界经济依赖关系都有可能制造出无法预测的政治和社会裂痕。试想，如果印度政府开始为其成百上千万客居阿拉伯国家的工人同胞呼唤政治权利，那么阿拉伯的君主政治会变成什么样呢？要知道，这些工人与当地人口的数量之比高达5∶1。

在新中世纪世界，根据国籍、职业、宗教、种族甚至在线头像的不同，人们或许会拥有多种多样的身份。公司的人才套利行为已升级成国家的公民套利行为，比如卡塔尔这样的小国一直试图从海外引进最优秀的运动员和工程师，再比如美国对在伊拉克作战的拉美裔士兵启动了快速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通道。迪拜甚至雇用南非和澳大利亚籍官员执行商业外交政策。他们中有人最近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不能为业务遍及全球的人签发全球护照，现在谁还会只代表一个国家呢？”

在金钱、权力和基于血缘的信任关系之外，人们对信仰的忠诚度正在不断加强。伊斯兰教如今的传播速度与其在7、8世纪同样迅速。在埃及和黎巴嫩等地，伊斯兰教呼吁实现政治和社会平等，那里“穆斯林兄弟会”和“真主党”既是政党也是民众福利的提供者。基督教也在非洲、拉丁美洲甚至中国重新落地生根。同时，在美国，成百上千万美国人走入新教大教堂，在弥赛亚神圣的预言召唤下表达自己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