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人们有关政府处理“高位政治”而非政府组织“弥补缺陷”的认知不仅变得过时，也贬低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如今，非政府组织就像是一艘代表着进步外交的拖船，把政府和国际组织这些超级油轮牵引到正确的方向，促使它们关心人权和气候变化。正是在公民社会团体的努力下，穷人才有机会直接得到小额贷款，防步兵地雷才有望被彻底禁止使用；也正是在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不懈推动下，气候变化才成为各国尤为关心的问题。“乐施会”向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常常比反对派还要多，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制定的公共健康议程也比世界卫生组织要多，而且盖茨还负担着该组织1/3的预算。通过游击队式的外交战役，非政府组织已成为呼吁世界银行等臃肿和侈靡的国际组织进行改革的主要力量，同时也成为在幕后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力军。正如一位德国外交家所说：“公民社会一方面做着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发挥着监督作用，让那些做错事的人或组织如芒在背。”甚至在金融危机后，非政府组织也有能力更深入全球公民中筹集资金，依然保持旺盛的活力，比许多政府更快、更廉价、更好地发放福利。

有人试着把当今时代与1919~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作比较。那时亚洲崛起的是日本，现在是中国；那时有大流感，现在有艾滋病；那时经济萧条，现在经济衰退；那时国际联盟失败了，现在联合国也面临危机。但是，把当今时代与中世纪作比较更为合适，因为这种比较能重点突出为许多各种各样的行为体所充斥的当今世界的复杂性。不能只把中世纪看做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它还是东西方商业大扩张及重新发现古典智慧的时代。同样，新中世纪时代也不会永远处于不确定性的炼狱之中。目前在许多方面，当今时代已倔强地显露出一些希望，即我们面临的局面或许可以通过一场“文艺复兴”自我解决，而不会走向世界大战。但是，只有在16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兴起后，中世纪才彻底让位于“文艺复兴”时代。因此，为当前新中世纪世界建立一个新框架结构的任务可能会持续数十年时间。

游戏规则变了

如今在外交上没有比“新政”更流行的词语了。在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时，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呼吁“新的世界需要新政”，其他国家领导人也纷纷表示采取“新政”，通过可持续发展促进全球贸易平衡。我们依然在等待。那些寻求全球“大新政”的人应该记得，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是通过他所说的“无畏、持续的实验”在美国推行“新政”的，而今天这样的实验在哪里？

管理世界绝不仅仅是制定法律和规则，那只是简单的部分，难的部分是实施、评估、修正以及推广最优方法。世界出现的印度尼西亚海啸、达尔富尔问题及金融危机等灾难一直提醒我们，在控制事件向理想结果发展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其实，全球有许多资源供我们去处理面临的问题，我们真正缺乏的是使这些资源发挥有效作用的能力。幸运的是，解决此问题并不需要撕碎现有世界秩序，一切从零做起，我们只需要把新的可操作软件下载到正在兴起的全球网络中即可。

这一软件叫做“大外交”，它是解开对政府、社团和非政府组织资源的束缚，让它们充分释放潜能的关键所在。上述三者中，没有任何一种资源能够单独管理世界。全球化把世界分裂成无数供各种行为体活动的空间，但技术进步让这些空间得以迅速而有战略意义地重新组合到一起。大外交不像是完全在国家之间进行的、严格遵从礼仪规制的、中规中矩的华尔兹舞，而更像是在一个联盟内部进行的活泼的爵士舞。这个联盟的成员包括政府部门、公司、教会、基金会、大学、社会活动家和其他坚定而富有事业心的个人，他们团结协作去实现一个个具体的目标。在政府、社团和公民行为体组成的联盟的努力下，21世纪人类面临的挑战将有望得到解决。这些联盟成员不仅在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还在行动中付出人力和资源。“大外交”是“迷你型”交流互动对“多边式”停滞状态的胜利。